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半导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的。因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李济：独立天地证青史

2005年9月20日，正是风光无限的李敖大陆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天。当晚凤凰卫视播出的《李敖有话说》，更是引人注目。就是在这期节目中，李敖声嘶力竭地大骂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重量级的学阀”，李济究竟是不是“学阀”，学界自有公论。但因为李敖的攻讦，李济，这位在大陆籍籍无名的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河南安阳，因为李济系统的考古发现而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发轫之地。1928年李济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手里接过聘书，出掌考古组帅印，率队赴河南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在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内，李济先后主持、参与了安阳殷墟第二至第十五次发掘工作，震惊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研究，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时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位列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之首。

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济坚持学术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当时来中国考古的美国学术团体FreerGalleryofArt曾邀请李济加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李济的爱国，并不纠结于偏狭、狂热的家国观，而是饱含厚重的普世情怀。“爱本国、本族的观念当然应该有，但史实贵乎存真，畸重畸轻的结果，加深偏见和歧视，不仅增加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仇恨纷扰，也使人类历史失其真面目。”

因为这样的襟怀和气度，李济能够以全人类为研究背景，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关于中华文明形成的论断中，他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这掷地有声的论断，如黄钟大吕、空谷足音，震撼了学术界，也给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爱国者”们以当头棒喝！几十年过去了，遗传学、人类学、考古学的发现越来越多地支持着李济的判断。

作为一个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科学研究训练的考古学家，李济坚持考古学的成就不应拘泥于器物本身的价值，而应着眼于文物所揭示的代际关系的构建和所表征的历史事件的还原。本着这样的原则，考古科学应该走向下扎根、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不断地以发掘出文物的数量来哗众取宠。

李济不仅学风严谨，学识卓然，而且德性高洁。在他看来，私藏文物是严重的学术道德污点。有鉴于此，李济甫入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就与同仁约法三章：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并反复告诫学生，要拒绝从“考古学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都记载着文明演进的细节。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

1995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八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只有一件一半个蚕茧壳。这个特展是为纪念李济先生百年诞辰设立的，这半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是李济在69年前主持的中国第一次考古挖掘时发现的：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这个茧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懂得了养蚕抽丝。

这看似简陋的展览，却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我是你弟弟

朱 宏

老人是在菜市场截住梁贵的，当时梁贵刚买好了菜，推车要走，老人用干枯的手钳住了车把。

“你姓杨吧？”老人像是问话，但是口气却很确定。

梁贵说：“我姓梁。”

“没错，你就是毛弟。”老太太把车把攥得更紧了。

梁贵认为这位杨姓老兄肯定做了对不起老太太的事儿，一口大黑锅眼看着要扣到自己背上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提高了声音说：“你认错人了，我真的不姓杨，也不是啥毛弟。”

老太太就哭了起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姐对不起你，姐对不起你啊。”

老太太这一哭，立刻就吸引了人过来围观。人们通过老太太的哭诉逐渐听出了原委。

事情还得从抗战年代说起。

那时候杨姓老太太还是个小姑娘，村里人唤她毛丫，毛丫下面有个弟弟叫毛弟。毛丫爹娘死得早，只有姐弟俩相依为命。膏药旗要进村的时候，毛丫就领着弟弟逃出了村子。

那一天毛弟走不动了，毛丫把他按在墙根说：“蹲在这里别动，等姐回来。”

毛丫是太想给弟弟弄到吃的了，说完就独自讨饭去了。但她回来的时候，墙根下却没了弟弟的影子。

于是，她一边躲避战乱一边开始寻找弟弟，这一找就找了一辈子，就找到了梁贵家附近的这个菜市场。

有人说，恭喜你啊梁贵，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

梁贵说：“你胡扯哩吧，她那弟弟到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吧，差两辈人呢。”

老太太哭得紧，梁贵想走是走不了了，于是，就闹到了市场管理处。

市场管理处主任悄声给梁贵出了个馊主意：“你就认下吧，打发她走了，你就可以回家做饭了。”

没有好主意的时候，馊主意也算是个主意，认就认了吧。

梁贵就换了个笑脸说：“姐，我就是毛弟。”

老太太一听到这话，长出一口气，身子就软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大家把老太太放平在地上，梁贵吓得拨了三次才拨对了急救电话。

老太太住进了医院，人倒没什么大碍。事情本来跟梁贵没什么关系，但是又跟梁贵脱不了关系，梁贵只得垫付了医药费，并且还请了两天假，像孙子，不对，像亲弟弟那般照顾老太太。

老太太攥着梁贵的手不停地说：“好了，这下可好了，这下可以跟咱娘交代了。”

老太太又说：“毛弟，抽空回去看看吧，咱家现在好过了。”

梁贵说：“好呀，好呀，你病好了咱就回去。”然后就问“姐姐”现在家住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

两个中年汉子风尘仆仆地跑来了。

老太太一指梁贵说：“他是你舅，喊舅。”

汉子们愣住了，再看梁贵的表情似乎是认了这个姐，再看老太太，满眼的期待。汉子们张了几次嘴终于喊出了“舅”。

汉子们告诉梁贵，娘有时糊涂有时清楚，有的事糊涂有的事清楚。在找弟弟这事儿上是清楚的，但是对于弟弟到底应该多大就糊涂了，她可能感觉他弟弟才走失了没几年，因此就认为他弟弟应该是十几二十岁的后生。娘老是偷跑出去找弟弟，有时一跑就是几个月。

梁贵叹口气说：“你娘这辈子不容易啊。”

汉子中的一个说：“不管是真是假，找到你算是了了俺娘的心愿了。”

分别在即，梁贵安排了一桌告别宴。他对这顿饭有着矛盾的心情，一是觉得这顿饭本无来由，反过来又觉得这倒也算做了件好事。老太太端坐正中，慈祥地看着大家。汉子们喝得很酣畅，喝得张口闭口地喊“舅”，连梁贵自己都以为真的是他们的舅舅了。

梁贵听到电话，心里一阵难过，眼里渐渐噙满了泪水。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