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南朝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谈了风骨的问题。他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精神奕奕。这是一种对文章的美的理想，并且这种美的理想又是从人格的美的理想中来的。所以，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文评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生命化。可见，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往往和真、善联系在一起。

②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里来的。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便是有的。□□□□□□

③不过魏晋时候的人物品藻和从前又有不同。按照现代汤用彤的说法，“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就是说，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好像有功利性的意味。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譬如南朝宋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记述汉代到东晋的轶事琐语，有许多谈论人物风度的内容。他大概是受了前一代的影响，所以尤重人物的气宇和风韵。至于差别的原因，也许在于汉代是儒教统治，思想上有最高权威作为标准的时代；而魏晋则是政治混乱苦难、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

④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以至于元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里认为，“评诗之品无异于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也就是人化的艺术。风骨便是一例。在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在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绘画。中国画讲究笔墨，所以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六朝齐的谢赫写《古画品录》，讲了绘画六法，其中有两点说的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⑤风骨的精神，在汉魏一代人的放任率性、刚健遒劲里，显得尤为强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没有明言风骨专是汉魏一代的。刘勰以后，南朝梁的钟嵘提到了“建安风力”，大抵有这个意思。再以后，则往往说建安风骨、汉魏风骨。譬如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评阮籍的《咏怀》之作时，说“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可见，后人把汉魏一代风骨的精神奉为楷模，并极力效仿。在唐代，主要是初唐和盛唐，这种风气最盛。譬如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为作诗要传承汉魏风骨，既有兴寄，更有骨气。又譬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有一种对为人为文大气而深刻的追求。

⑥汉末至魏晋，是政治黑暗、社会苦痛的一个时期，常有战争、生死的劫难。那个时候，一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生命易逝的忧患感喟；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所以，汉魏风骨便有一种大气之美的意蕴。大气之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大的视野、大的胸襟。譬如形而上的天地、死生之思，又譬如现实里的政治、社会之虑。初唐和盛唐一代的许多文人秉承了这种精神。他们写出塞诗，便是一种深沉激昂，对民族命运的思虑，是一种大气之美。

（节选自解芳的《风骨之美》）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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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

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