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邓加荣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樵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

院子

董改正

有个朋友写了一首诗，叫《如果，有个院子》。他在院子的左边种了几株蔷薇，右边栽了两棵芭蕉，中间留一条小径，“看阳光和风在这里停留、扬弯/像亲人从远方归来”。他说有个院子，是为了给他“寂静之美/和它虚度”。“虚度”这个调打动了我。

炊具在厨房，饭桌在餐厅，接待客人在客厅。书在书房，床在卧室，洗漱方便有卫浴，晾衣服在阳台，瞭望有窗户。一个人的业余完全可以在屋内完成，为何你我的心里，还盼望有个院子？

在文章《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里，作家冯唐说：“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每年花树开花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

林语堂在台北“有不为斋”居住时，看着自己的院子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果然快哉。老舍的院子叫“丹柿小院”，因为种了柿树，他说：“院子必须很大，靠墙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地方就都种着花草。”

叶圣陶的院子有三进，院内有一字影壁、倒座房、走廊。正房院带垂花门，内有抄手廊、坐凳栏杆，廊墙上嵌有什锦窗。正房院内的四棵树，北屋两棵海棠，南院一棵白丁香，一棵黑枣树。“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就写在这个院子里。

院子也看不少了，它都有些什么用呢?看花，花树下喝酒，看树，看树上的天和月，看柿子，院内“抄手”，闲庭信步。好像都是一些“虚”的东西，花大力气整来一个院子，就是为了“闲”后的“信步”，值吗？饭后去公园不也行吗？种花裁树喝酒，似乎都是些无用的事，都是虚度时光。

人生这要怎样才叫不虚度?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密不透风，他的心庭里一定荒芜不堪，他一定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富商让画家给他画一幅荷花，画家画了一杆荷，其余都是粼粼水纹，索银十两。富商心疼银子，央求他多画一点，他就加了一些荷叶，退给富商二两银子。富商高兴了，让他再加几杆花，画家添了三杆，退银三两。富商乐坏了，说：“您给我再添几片叶子吧！”画家把剩下的银子全部退给他，将砚池里的墨一股脑泼到纸上，说：“你拿走吧，已经满了！”填满工作和 “实”的生活，就是那一纸浓墨。

生活需要留白，那些看起来无用的“虚”，就是留白，如裁花种树，如月下独酌，如庭中听箫。这些“虚”成了图画;这些“无”，让“有”意蕴悠悠。屋子虽然具备了休息的一切功用，但它不像院子，院子是诗歌、是戏曲、是散文。院子是心灵的延伸，院子是屋子的留白。

院子是家与世界的缓冲。开门即红尘，进门即家庭。有院子就好，进来院子，有花有树，有石桌子，桌子上画着棋盘，母亲坐在矮凳上择菜，妻子正在晾衣服，孩子正在观察一只妈蚁的去向，你就莞尔了;从家出来，院子里有落叶，菊花夜发了好多枝，叶片上的白露莹莹，一只鸟抓着树枝，好奇的歪着脑袋看着你，你就微笑了。

庭院深深深几许，赏心乐事谁家院？一个院子隔出了神秘和传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一个院子隔出了诗意和怀想：“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一扇院门，关出一个心灵院落。

摘自《思维与智慧》

宋词的文化品格

不能为了“国际化”丢了“本土化”

胡静静

①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的文艺创作开始流行“中外混搭”的路子。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糅合到了一起，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②然而，貌似时尚的混搭作品除了在营销阶段打出“大受欢迎”的招牌外，真正受到观众尤其是外国观众认可的，恐怕并不多，而谈到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了多少也就有些尴尬了。

③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从选材到制作都得有国际化思维的加持。这种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何为国际化思维呢？是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口味，还是在形式上“中西混搭”？以往，中国电影人的答案是两者皆有。于是我们看到了早些年冯小刚根据莎翁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也见证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归根结底，《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并不是因为情节的扑朔迷离，而在于人性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如“生存还是毁灭”那般哲理深邃的思考。

④反观曾经在国外备受好评且屡获大奖的国产电影，如《英雄》《卧虎藏龙》《红高粱》等，无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展示了对世界和人性独到的思考，才真正撼动了世界影人的内心，获得了“走出去”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元素同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机融合，以饱含象征与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相得益彰的故事。

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能赢得国外业界和观众尊重的，必然是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人情冷暖报以虔诚与忠实刻画之心的作品。当刻意迎合的伎俩越来越容易被慧眼识破，也许不虚伪不矫饰的真诚才是出路。当今困惑于如何“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反思：中国文化想要“借船出海”，究竟应当在商业上费更多思量，还是在作品上花更多心思？是应该多琢磨大数据和调研报告，还是着重理解世道人心？

⑥我们通常所谓“世界性”，事实上正是就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言的。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均是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而直抵人心的“不可言说之物”，因而也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这有赖于艺术家技术的娴熟，更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眼界和识见。毕竟，逼仄的内心境界从来无法体察广阔的大千世界，浅陋的灵魂也不可能予人以深刻的震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足以影响世界的感染力，只能来自对世道人心通达而深刻的理解。

⑦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应该熟谙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吸取养料，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如果作品确实有文化，得人心，相信定然是不会缺少观众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