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

到了晚年，沈从文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他泣不成声；回乡听傩堂戏，他泪湿衣襟。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往事，老人说：“在‘文革’时期，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女孩的胳膊，号啕大哭，不停地哭，满脸鼻涕眼泪，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究竟是多大的苦难，让沈从文忆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出来的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见过人世间的各种残酷，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他说：“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对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这苦难，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竟然降临到自己身上。年轻的沈从文，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云集一堂，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将政治比喻为“红绿灯”，文学是否需要“红绿灯”指挥呢？他与冯至有一场争论：

冯：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他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一点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北平解放以后，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那里倔头倔脑地守着自己。

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祸从天降，猝不及防。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意气风发、红光满面的时候，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对他而言，不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之语)，而是“时间终结了”。沈从文悲哀地写道：“这个新社会人都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

第一次文代会，南北作家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他想与时代和解，但时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失去了写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觉一般，令人崩溃。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尚能同病相怜，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众人狂欢之夜，独饮孤独的苦酒，这是何等悲凉！

在苦难之中，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来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经的朋友。敌人毁灭不了你，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误解与反目，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

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冷冰冰，与他形同陌路，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还有来自学生的变脸。范某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为了他的调动工作，沈老尽其所力，四处奔走。范某为此感激不尽，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

有一次，天不亮，范某就来敲老师的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文革”开始了，范某反戈一击，写大字报揭发老师，而且对老人说：“你过了时，早就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沈从文气得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友人家里，进门便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她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沈从文逝世之后，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篇幅里面，有四百多万字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书信。

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后半生，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选自许纪霖《沈从文晚年的眼泪》，有删改)

超级演讲家霍金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中国内燃机之父”史绍熙：科教兴国梦  拳拳赤子心

靳莹 冯国梧

史绍熙原名史绍华，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义庄村的普通农家。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史绍熙考取公费留英，1949到1951年他受聘为英国威尔士大学斯王西学院研究员，从事内燃机的研究，并在英国《工程》杂志上发表了《稳定流及脉动流的临界雷诺数》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注目。

在科学研究中，史绍熙总是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51年史绍熙决然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祖国，到天津大学任教。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高校中也没有内燃机专业。然而内燃机却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史绍熙敢为人先，回国后第二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并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高速柴油机原理与设计等课程；同时组织翻译了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第一套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建立了内燃机实验室，成为中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当时工业和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迫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新一代柴油机产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史绍熙于195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传统燃烧方式长处的新型燃烧系统——复合式燃烧系统，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燃烧系统，荣获了1982年国家发明二等奖，被列为新中国成立50年共和国科技丰碑与重大发明之一。但史绍熙并未就此满足，接着，他又组织开发了当时国家急需的105系列柴油机、85系列柴油机等，并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000转/分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

1978年，史绍熙与王补宣院士一起推动了工程热物理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积极支持创建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史绍熙在忙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专著、论著和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1983年他创办了《内燃机学报》，1984年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380多万字的《柴油机设计手册》。1980年，史绍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成为“全国内燃机行业公认的一代宗师”的同时，一步步引领中国的内燃机行业走向世界。

史绍熙始终走在国际学术的前沿，连续多届在国际内燃机会议上主持会议、宣读论文。国际内燃机会议是世界公认的内燃机科学技术领域中最高的学术会议，在史绍熙的大力争取下，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在天津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国际内燃机会议。同时，他不断推荐、带领青年学者到国外顶级实验室深造，到国际顶级会议上作报告，手携手地把一批批年轻的学者带上了国际内燃机的学术舞台。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史绍熙主张要培养“专业素质做经线，道德素质做纬线”的综合型人才，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2000年4月份，84岁的史绍熙动了大手术，可他当时还带着7名博士生，其中两位要在6月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为此，史绍熙坚持5月中旬就出院回家。由于伤口尚未长好，他一只手按住疼痛的伤口，一只手修改论文；还与学生们详细地讨论问题，鼓励他们做好答辩准备。两位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史绍熙很高兴，却精疲力尽地连说话都困难了。

香港理工大学于2000年9月18日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于重病在身，史绍熙的论文尚未完成。开会在即，理工大学来函敦请赴会。他已自知不可能赴会，但仍要坚守信义，必须把论文寄去。那时，他已是再次入院抢救了。清晨，史绍熙悄悄起身，伏案写作。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输液管内充满红色，原来由于他起身写作，引起了血液倒流，医生们见状，感动得眼圈都红了。论文终于在8月末寄出了。此时史绍熙离辞世只有15天，他还对国外来的E－mail进行了回复。史绍熙辞世时，家中的书桌上还放着一批未能回复的E－mail和信件。

（摘自2016年9月29日《科技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