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今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②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

③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

⑥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中。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 “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 “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南宋是宋词艺术完全成熟的时代，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对词的艺术表现皆作过不懈的追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众多作品。他们的词是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而艺术的成熟也限制了词这一文体向前进一步发展，恰如七十年前胡适所总结出的“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皆出自民间，文人学到手之后，使之艺术性加强，却又剥丧了其间的生气，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告完结(见《词选自序》)。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当词在宋以后的继承中完全走向案头，而其市井文化品格为元之曲、明之《打枣竿》、《挂枝儿》所取代时，它就丧失了其两栖的文学艺术特点，而成为纯文学的作品。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文化品格的单调是元明清词难以与宋词媲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探讨宋词的文化品格，是我们理解宋词的一把钥匙。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有敢于批评的精神。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摘编自饶翔《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

材料一：

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0日下午，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代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授奖词为：“对于叙事的想象充满百科全书式的热情，象征着一种跨界的生活形式。”

彼得·汉德克的授奖词为：“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

发布会上，安德斯·奥尔森向记者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并阐述了委员会的工作。他讲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发生了自1901年以来最大的变化，负责候选人预选的评选委员会增加了5名外部专家，并在评选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投票权。

据悉，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以来，瑞典学院有8次宣布“保留奖项”，分别在1915年、1919年、1925年、1926年、1927年、1936年、1949年和2018年。这其中有6次是推迟至第二年颁奖，推迟的原因都是因为战争或没有合适的候选人。

（摘编自李玫忆等《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材料二：

近日，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等自然科学类奖项陆续揭晓，引发了公众对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关注。

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的设立旨在表彰某一领域最重要的成就，100多年来，诺贝尔奖见证了人类改变世界、改变自身生存和生活状况的努力探索，是对致力科学事业之人的最高奖赏之一。从获奖成果中，国人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少领域仍然存在差距。看到差距与不足，有利于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科研环境，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取得更大进步。

……

不过，也应看到，70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由弱到强、持续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诺贝尔奖数量的多寡其实很难反映当前我国科学发展现状和总体科技实力。一方面，诺贝尔奖的评选具有较强时滞效应，不少奖励成果是几十年前取得的，难以反映当下的研究突破。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皮布尔斯是大爆炸宇宙学的奠基人之一，自1970年以来，就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领先的理论宇宙学家之一，但迟至今年才获奖。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科学家们获得和平稳定的科研环境不过几十年，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不少诺贝尔奖级成果，何时获奖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庆前夕，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奖章颁发，共有11位科学家入选受表彰，这些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其实就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妄自菲薄的理由，我们有足够的底气，以“水到渠定成”的淡然心态看待诺贝尔奖得失。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诺贝尔奖引关注》）

材料三：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议，绝不是凑热闹、蹭热点。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诺贝尔奖，不仅是对获奖者及其科研成果进行科普，更要弘扬诺贝尔奖背后的科学家精神。无数获奖者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将享受科学当作追求，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探求、勇气、耐心等科学家精神，尤其珍贵。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胸怀世界，又心系祖国，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这几天，中国作家残雪也因为在预测赔率榜上名列前茅而广受关注。毫无疑问，一位中国作家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总是令人感到欣喜。不过，残雪本人的回应也说得很明白：“（有些）国内的朋友太重视这个奖了，这只是一个奖。”

没错，这只是一个奖。虽然，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应该得到承认，但它并不是反映当前各国科学和文化最高水平的唯一指标。何况，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委员会的主观倾向和评委们的内部斗争……诺贝尔奖的荣誉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声望，推动经济发展，鼓励更多青少年投身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但中国人，也能用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看待和关注诺贝尔奖。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有这份底气。

（摘编自澎湃新闻《今天，我们如何关注诺贝尔奖？》）

材料四：

客观说，不少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总体上仍有崇拜心结，有人号召漠视这个奖项，实际上很难做到。西方仍处在全球软实力的上游，我们受西方影响经常是情不自禁的。

但我们对诺贝尔非自然科学奖的理性认识也的确在增加，质疑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对其态度的一个持久性元素。

……

允许自己对诺贝尔奖的各种临时性感受自然发生,不纠结于对它形成前后一致的统一态度,不被它牵着鼻子走,这或许才是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真正的一份"平常心"。

（摘编自环球时报《看淡诺贝尔奖,说来容易其实挺难》）

科学与人文

科学研究表明，与左半脑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关的形象思维很有差异，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关的人文活动也很有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同而和，浑成一体。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离，学理工的不知人文，学人文的不知理工，就是所学的专业，内容也很窄狭。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人的本性、灵性、创造性的发展，势必导致培养出梁思成先生1948 年所讲的“半个人”，也就是“非全人”。

表面看来，科学是求真，解决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回答得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科学技术活动主要同逻辑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致密、严格，步步为营，不能越雷池半步。而人文是求善，解决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回答得越有利于人民就越善。人文活动主要同形象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开放、奔放，规矩虚位，妙想天开。但是，科学与人文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科学与人文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追求。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追求者都在为所追求的美好而献身，一生无悔。诺贝尔奖获得者、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自传的题目就是“疯狂的追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始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切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崇高事业的人，都是将一生与事业融为一体，如同苏轼赞扬一位画竹者时所写：“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崇高的素质。何况，真与善不可分割，真、善与美往往也是浑然一体的，求真、务善、完美。其中也包涵着“新”，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老子》讲得何等深刻：“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个对自己事业的执著追求者，人可谢世，而精神、事业、价值却万古长青。科学与人文都承认客观实际，努力揭示客观本质，认识与尊重客观规律。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格物，致知，充分重视调查、实践、研究。科学技术固然如此，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自横”二字准确地描写了无人的小舟在溪流急涌时，是横在溪流中，而不是依水流而纵置，这是水力学原理所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紫”一字不是虚构，不是乱造，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光发生“漫射”的结果。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中的“直”、“圆”、“低”、“近”等字，既是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又完全符合科学原理。苏轼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如同科学一样，人文也力求透过现象，揭示客观本质。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如何美化或丑化，不管如何夸张，漫画几笔，确如其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就是现代数学一个分支“拓朴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朴学”是研究图形的，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这就是“特征不变量”，即事物在此条件下最具有本质的东西。漫画的几笔，在任何夸张即在任何变化下，仍能准确地反映其特色，揭示其本质，即所谓“神似”，不似的最似，而决非“形似”。这不是“特征不变量”是什么？严肃音乐中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神似”的动作与意境，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

人文也力求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科学是求真求是，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以载道”，“道”就是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一部《红楼梦》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结论与人生哲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揭示了种树的规律，道出了“无为而治”的本质；一篇《游褒禅山记》揭示了达到成功的三个条件：有志，有力，客观条件，多么准确！一篇《阿房宫赋》揭示了一个政权兴亡的规律。至于《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等是科学著作，还是人文作品，更是难以分开了。

科学与人文共同培育人良好的非智力因素。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事业上的成功，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占了80%。美国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指出，情感智商比智商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幸福所起的作用远为重要，所占比例达80%。其实，这里所讲的情感智商就是非智力因素。丹尼尔·戈尔曼在中文版序言中，将情感智商归纳为五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自我管理与调节人际关系，这正是人文所应解决的问题。只要研究一下《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完全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比这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孔子讲的“仁”，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另一方面，君子“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而这一切应建立在承认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大学》开章明义讲了“大学之道”后，立即指出“格物”、“致知”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基础。格物，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就是科学。

（摘编自杨叔子《融则利而育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