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教育亦称余暇教育，指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也指教会人们具有利用闲暇时间充实本人生活，发展个人志趣的本领。它是随着现代化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导致人们的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加而产生的。由此我们知道，闲暇教育是指利用个人劳动、工作学习之外的余暇时间而进行的教育活动。笔者大胆假设：从时间角度来说，闲暇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此外，闲暇教育也可用于指对人们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侧重如何娱乐消遣、如何安排个人余暇时间等。

闲暇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学习与生活之余，能摆脱现实生活的内外压力，步入一种审美的人生本然状态，人们可以自由地享受自然生活。培养能操持闲暇的个体，使每个人学会沉思和形成庆典式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养成闲暇习惯，树立闲暇精神，逐渐生成个人安闲的生命境界，这就是闲暇教育的精髓。

（代安娜、佟莹莹《闲暇教育与休闲教育》）

初中生闲暇生活进行的活动调查（N=582）

尽管初中生对于闲暇生活的意义有着肯定的态度，但不同学生对闲暇生活理解是有偏差的。在安排闲暇活动时，78%的学生是没有计划的，并且对各种闲暇活动的理解水平也比较低，只是为了单纯地寻求刺激、娱乐、轻松。在区别学习与闲暇的意义上，认为在学习活动中所获取的能力和知识没有闲暇活动时获的知识和能力多。69%的学生对学校、教师以及家长关注学习多于关注闲暇生活表示不满。86%的学生表示希望学校、教师和家长能够多关注自己的闲暇生活并表示希望自己的闲暇生活质量能够提高。

（摘自：杨晨《初中闲暇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闲暇教育的内容是多元化的，包括某人在完成职业、家庭、社会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发挥的各种事情，可以是休息，可以是娱乐；可以是非功利性的增长知识、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参与社团活动。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1）各种有关闲暇价值观的内容，如中西闲暇价值观的比较；（2）使人生活愉快的各种活动，如欣赏音乐、观赏电影；（3）自由发展个人才能的各种活动，如体育锻炼；（4）陶冶性情的各种活动，如户外消遣、进行社会交往的各种活动，如旅游等。

闲暇教育的课程可有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两种。闲暇学科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和一些闲暇生活的基本知识。闲暇活动课程则是组织培训学生利用闲暇时间的技能、技巧的活动为主，大体上包括以下四类活动：一是陶冶情操、充实精神境界的活动，比如学习书法，欣赏戏剧、影视等；二是有意义的体育活动；三是科技及其他创作发明活动；四是社会实践和交往活动。

（冯文全：《论闲暇教育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另外的道路

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科学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20世纪40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明出来的。约在25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现实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做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应用昆虫学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亿至5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 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多种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有一部分易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 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200—300g黄金，1000—3000g白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 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一吨金矿石的黄金含量。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商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消费者也会经常和回收商产生分岐。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还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2017年3月，在推出iPhone7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旧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