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战后婴儿潮，国家鼓励通过生育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到60年代，中国极度贫困，这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也说明人口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出现并日益严重。所以 ，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 实施以人口控制为导向的人口政策。到了90代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摘编自任远《后人口转变》）

表1：老年人口占比调查和预测

（转自郭志刚《中国 低生率进程的主要特征》）

表2：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和 人口增长放缓往往被认为缓解了人口 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压力。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减小了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并带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和人口红利。但长期人口低生育率以后，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开始转而下降，则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出现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老年人人口比重则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抚养压力不断提高，到 2020 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水平将会达到 50％的高水平，进一步加剧劳动力数量相对不足给经济增带来的压力。

（摘编自任远《后人 口转变》）

2015 年10月，中国决定结束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实行单独二孩，并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二孩政策。从2003年到2013年间，中国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2016年，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推算，中国出生人口超过了1786万，生育水平 提高到 1.7以上。

（摘编自“人民网” ）

最近30年来，中国有2.6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大约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0%。为了给这么多人提供住所，从1984年到2016年，中国楼房密集的城市区域的面积几乎扩大了四倍。许多新建楼盘惠及了人们的生活，有些则不然。一些城区紧锣密鼓地推进发展与开发，建设了大量闲置的房地产项目，也就是中国恶名远播的“鬼城”。这些气派的建设项目已经完工，只少了一样：居住在里面的人。

近几年来，中国的鬼城引发了众多讨论。有人认为这样的开发行为证明了自上而下的规划所造成的浪费，也有人说这是企业获得太多低息资金支持的后果。有人将这种局面归咎于普通民众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或者地方官员想要迅速发财，因为卖地给中国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收入。还有，在中国，地方官员经常想方设法制造发展的表面现象，有时他们并不关心是否收到了实效。

也有一些人说，鬼城的说法言过其实。他们奉行的哲学是“房子建好了，自然会有人来住”，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鬼城会逐渐住满人，变成生机勃勃的社区。

很难对这些说法进行评估，因为关于鬼城的大多数研究都带有道听途说的色彩。就连最严谨的研究方法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投资调研公司将刚入职的员工派到偏远地区，让他们去数晚上有多少楼房会亮起灯光。

如今，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之一百度公司采取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让人们首次对中国的鬼城有了系统性认识。百度大数据实验室和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由手机和全球定位系统接收装置收集的定位数据，在历时6个月的时间里，实时并在全国范围内追踪人们在有可能是鬼城的地方进出的情况。

为了确定哪些地方有可能是鬼城，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计算方法，能够确定人口相对稀少的区域，他们定义的鬼城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少于5000人的城市区域，这样的人口密度差不多是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推荐的人口密度的一半。

结果表明，在研究人员追踪的50个城市当中，20个存在大范围的空置住宅区。不过这些城市大多是中国东部的中型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的外围地带或新开发的区域。

研究人员遇到了一个问题：或许这些城市有的并非鬼城，而是旅游城市。就像全球其他地方一样，旅游目的地城市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时候基本上处于空置状态，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会住得满满当当。研究报告用两个城市的情况对比了这种差别：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山东和位于内蒙鄂尔多斯市郊的康巴什。

为了排除旅游目的地城市，研究人员追踪了一些大型空置住宅区在不同时间段的人口密度变化。研究人员说，康巴什的人口在工作日增多，周末和假期则减少，表明人们是在这里工作，但在其他地方居住。乳山则在全国性假日期间人口直线上升，这样的时间段正是康巴的空置期。

科研人员说，这样的活动模式表明康巴什符合居住者稀少的“鬼城”特点，而乳山则更应该被称为旅游城市。他们说，在这50个城市中，最终看起来像是旅游目的地的有26个，像鬼城的则有24个。

参与了这次研究工作的吴海山说，在中国政府试图评估本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制候，这些数据有助于地方政府未来在规划方面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同时了解应该改善哪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从而有助于让鬼城变成能够发挥城市功能的区域。吴海山以郑州新区为例，之前这里曾被广泛报道为鬼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吸引到这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