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典学”说起

常森

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对象是研究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思想学说或文明。被后人归到经、史、子、集各部的先秦两汉典籍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元典”，是我国古代悠久传 统的根和魂。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以及反主流传统，前者如儒学，后者如道家、墨家学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的。后代的典籍固然浩如烟海，可在古代主流传统中，其中绝大多数著作都立足于承袭和弘扬“元典”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后人对“元典”的整理以及再整理、阐释以及再阐释、研究以及再研究等，也都应该纳入中国古典学的视野， 尽管它们说到底是捧月之众星。

古典学“元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具备一般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在于它们承载着无尽的精神财富，包括对社会人生以及天人关系的洞见、哲思和智慧，对情感及精神世界的挖掘与表现，价值关怀与担当，文化、历史认知与经验，对个人外部行为及内部思维、情感的规范和协调，对人际关系与社群秩序的规范和协调，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型和认同，安身立命之道，为文学出言谈之道，等等；正是在古典学意义上，我国新出简帛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凸显。《诗论》《五行》等新出秦汉以前的文献（从时间上说，它们大约关联着从孔子到孔门七十子以及子思子的时代），是照亮先秦学术思想史一系列巨大黑洞的光。很多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关联和轨迹在失踪千百年后，因它们而重现人间，中国古典学本体及其研究和认知被刷新被改写，令人既惊且喜。中国古典学不得不重新开始，而简帛古书的价值则仍将得到持续不断的发掘。

对中国古典学而言，古书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对其文本的校注，是必须迈过的门坎，而对简帛古书的校注尤其如此。要使简帛古书在各领域得到广泛有效的利用，高质量的校注必不可少。而且毫无疑问，并非有了出土文献，就自然而然可以获得对中国古典学本体和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认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积极的建构。这意味着既要顺应千百年传统知识、想象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廓清层累的历史障蔽，又要在简帛古书和传世文献之间实现有效的贯通，其困难可想而知。就是说，研究传世文献不能单单就这些传世文献下工夫，研究新出古书也不能单单就这些新出古书下工夫，对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来说，发掘二者间的历史关联都是不可偏离的重要基础。中国古典学必须从这里再出发，中国古典学的重大突破也必将在这里出现。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新出简帛古书还弥浸着一股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说简帛古书不存在任何作伪的事实无疑是武断，可大多数简帛古书恐怕是想作伪都做不出来的， ---如果把简帛古书等同于在一批古简或几片旧帛上写一些文字，就完全偏离了事实的根本。对 于严肃的学者来说，认真研读这些古书是第一位的，如此可以避免这样一种可能，即你还 在怀疑或游移，历史却已经被大幅度改写了。

（本文节选自《简帛〈诗论〉〈五行〉疏证》序言，有删改）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得”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但“得”的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

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人，这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赦免赋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闾、载入史书，其而能够因为孝行被选入官。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爵，永世不得续用。

第二，“德”必然能“得”。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而且这种大德能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德”不以“得”为目的，但“德”却必然有“得”的报答。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露，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附加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孝是道德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内心的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人们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王健崭《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理想撞进现实：辉煌一时的墨家缘何走向衰落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烦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但正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 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被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滯不前的，而是不断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较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