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公共交通无法及时配套发展，新建城镇和城乡接合部缺乏便利快捷的出行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成为超大城市的同时，城乡接合区域长期为交通问题困扰，以北京为例，十年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近一倍，已经超过2000万人，成为世界上的超大城市，但是出租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黑车（即无运营证的私家车，可称为“老黑车”）既填补出租车不能覆盖的地段，也填补了出租车不能覆盖的部分时段。保守估计北京有大约10万辆黑车，这些老黑车与出租车共存，长期共同提供城市交通服务，屡禁不绝。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先是以高于出租车的价格和服务质量填补了高端市场，继而替代了部分老黑车运行的地段和时段。

（摘自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

材料二：

由于完全对应型的需求呈现出“偶发性”的特征，加之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主要采用的是“巡游”的运营模式。这种“巡游”容易导致两种“不效率”的现象，第一，出租车的空跑。这种空跑可能产生于两种情境，即空车寻客与下客后的空车返程。根据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美国出租车的空跑时间占其总工作时间的50%至70%。第二，出租车的集中。为了减少空跑，出租车往往会聚集于购物中心、中心商务区等人流集中的区域，从而在某些区域造成“供过于求”，相应地在另一些区域引起“供不应求”。即便是采用“派遣”模式的出租车服务，其用户体验也难以令人满意。由于派遣中心难以遵循最优化的配对运算法则等问题，出行者往往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或者不得不在出租车公司指定的位置上车。出租车的这种传统的巡游经营模式很难克服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从而产生较高的运营成本和难以避免的资源浪费。（摘编自楼秋然《美国法上的网约车监管理论与实践——兼评七部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材料三：

人们最常用出行方式调查

（摘自一份网约车用户市场调查报告）

（注）图中的百分比是被调查人中选择某种最常用出行方式的人数占总被调查人人数的比例。

材料四：

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目前网约车十大乱象：网约车乘车安全隐患、用户信息泄露问题，不正当竞争乱象、大数据杀熟现象、乘客投诉无门维权困难、网约车企业多地无证经营、“黑车”“马甲车”等不符合运营标准车辆频现、司机资质不达标现象较为常见、“爽约车”“计价不透明”“乱收费”等乱象滋生、司机刷单炒信行为。对此，网约车企业做了大量整改工作。比如构建严格的人车加盟体系，对合作车辆进行合规检查，通过在部分城市加载智能硬件，对司机的酒驾、超速、轧线等行为实时监控。尽管如此，依旧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网约车的合规性，企业内部各种严格的流程、培训也没有打造出让消费者放心的乘坐环境，消费者仍旧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现予以规范。

（摘编自东方网《消除网约车乱象，要“说”更要“做”》）

材料一：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可以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某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是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未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围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现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同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上图中竖轴左侧文字为“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无人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铉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意思是：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是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描写过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就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的消耗，消费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文化消费的效用是获得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消费者要实现文化消费，必须支付货币，这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另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的文化消费。而文化活动是泛指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文化消费属于其中。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的需要。文化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福利，也会产生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等，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

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自然引出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两个概念。消费者作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继承和拥有这个群体的文化，即该群体一系列的态度、习俗、信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技能等。至于每个消费者对所属群体的文化拥有状况如何，因人而异，受很多因素影响。至此，可以把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定义为消费者拥有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其中消费能力指的是解释、理解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能力。显然，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分别与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对应。

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存量，体现为两部分：与文化产品有关的文化和文化消费品位。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文化，对相应的文化产品自然产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者经过多次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而形成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则是文化消费品位。这种消费品位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欣赏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对该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

就消费者而言，由于文化消费品位是在消费过程中形成，那么文化消费品位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消费者的文化是文化消费品位形成的基础。但是消费者有了某种文化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文化消费品位。因为尽管文化是形成文化消费品位的基础，但文化消费品位的形成还要受到诸如文化产品特性、价格，以及消费者收入、性别、年龄、种族、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消费品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选自资树荣《消费者的文化资本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