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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七八年间,100多个国家共开设了300多个孔子学院和400多个孔子课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纽约中国文化游等活动把中国文化带到国外民众中间,产生了积极反响。文化“走出去”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是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文化还远不是国际主流文化,文化竞争实力与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很不相称。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存在误解,有的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解放前。

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我国文化“走出去”,要更多地展示我国现实情况,展示我国各族人民当代精神风貌。客观地说,当前我国“走出去”的更多是传统文化,其结果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记住了熊猫、中国结、舞狮子、武术等中国符号,却依然对中国社会存有偏见和误解。因此,我国文化“走出去”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代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必须科学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在路径方面,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梯度扩展。亚洲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与我们血脉相连、文化相近,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非洲、拉美国家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二级目的地。我国与欧美国家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有效展示、沟通理解、求同存异上。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针对性、讲究策略。要研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喜闻乐见的媒介开展文化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与经济“走出去”齐头并进,形成“双轮驱动”、互补互促的良好局面。要把经济“走出去”的每个企业、每个自然人都视作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把所有国际经贸交往活动、项目都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勇敢地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不断扩大影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选自201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小题2】为什么说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请根据文意简要回答。
【小题3】联系全文看,作者认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有何现实意义?应该如何“走出去”?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12-27 0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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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身心还处于发育期。作为父母,要正确对待孩子的行为习惯,合理区分。对不应当出现的错误行为,不能任其发展,又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和榜样。再者,随着学科知识量的积累,孩子开始从单纯感性认知逐渐向理性思考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家长一定不能低估孩子的能力,要努力为其创设独立思考的环境空间,鼓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孩子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各自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互补作用,教育好孩子不仅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共同的目标。因此,双方应该是合作者。作为家长,在孩子求学期间,与孩子日常接触时间减少,更加有必要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交流,从不同方面及时了解掌握孩子的变化,这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选自《让良好的家庭教育助推孩子走向成功》)

材料二:

学生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方面

(选自《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主持人:有人说,家庭教育是“与生俱来”的,孩子一出生,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各位老师怎么看?

傅国亮:家庭教育的特点是“不教而教,不学而学”。例如,父母带孩子上街,与路人相撞,父母是与人争执,还是与人谦让?父母虽然不是在“教”孩子如何为人处世,但已是“不教”而“教”。孩子在一旁仿佛心不在焉,已然“不学”而“学”。今后,孩子遇到类似事情,会效仿父母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孙云晓;现代社会是两代人共同成长的社会。当今时代,社会变迁速度异常之快,不仅儿童面临着发展问题,成年人也面临着完善自我、迎接社会选择的挑战。

主持人:那么,父母该如何与孩子共同成长呢?

朱永新:有几个元素是至关重要的,理想是成长之魂,阅读是成长之基,习惯是成长之本,敬业是成长之道,家庭是成长之源。

傅国亮:家长的主体责任可以概括成八个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家长要全面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系统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以科学的育儿观、成人观、成才观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自身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影响和帮助孩子养成好思想、好品格、好习惯。

(选自《家庭教育:父母如何与孩子共同成长——专家访谈录》)

材料四:

在尊重儿童权益方面,西方起步较早。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美英主编的《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介绍了德国、挪威、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更值得借鉴的是,瑞典颁布了《父亲法》对家庭教育具有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在1990年才签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1991年在本国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

西方在家庭与独立两者之间更重视独立,而中国在家庭与独立之间更重视家庭。这实际上是两个极端,需要互补才能彼此受益。《家哲学》一书作者笑思博士认为,西方文化对个人独立性有很深的认识,创造了各种文化条件来满足其发展与实现。与此相反,大多数中国青少年独立生活能力较差,显然与父母的溺爱和包办代替密切相关。

(选自《中西家庭教育比较与文化自信》)

【小题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父母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孩子的身心还处在发育期,其心智并不成熟。
B.当下,大多数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而他们对于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师生关系却不够在意。
C.专家傅国亮认为家庭教育是“不教而教”。这说明父母与其对孩子进行说教,不如以身作则,用行为来影响孩子。
D.在独立性与家庭之间,西方与中国对孩子教育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只有彻底改变当前家庭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真正独立。
【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虽然在孩子的成长方面目标一致,但其作用却不可互相替代,家长完全有必要与学校进行沟通交流。
B.从材料二的调查来看,四年级与八年级的学生在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方面上排位顺序,除兴趣爱好和特长一项外,其他方面基本变化不大。
C.材料三通过专家访谈形式,从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以及父母与孩子需要共同成长等方面来解说现代家庭教育的特征。
D.中国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起步虽较迟,但从1990年开始相继签约《儿童权利公约》和颁布法律,其力度比西方国家更大。
【小题3】根据材料,谈谈当前应从哪些方面加强我国家庭教育。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大都推崇直觉,且对之每有议论,诸如“体”“顿悟”“禅定”“觉”“意会”等概念,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直觉的涵义,或说与直觉思维有关。这些直觉性的概念,有的是儒家提出的,有的是道家提出的,有的是释家提出的,还有的是各家通用的,这就说明,直觉在传统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直觉思维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和创造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都强调“神似”,而反对“形似”,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重视含蓄、隐而不露,反对一览无余,形成了重“表现”的艺术和审美传统,这与直觉思维都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欧阳修在评论画作时说:“古画画意不近形。”苏东坡也反对作画“形似”,而强调神韵:“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把形似之画作视为幼稚、不成熟之作。叶燮认为诗歌创作和评价原则应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果,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严羽称诗歌欣赏的原则为“诗道在妙悟”。一些艺术评论家指出,中国的艺术以“表现为主”,不大重视“摹仿”。这一艺术和审美的基本倾向,显然是在直觉思维的指导和制约下形成的。

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它不是设立在科学思维的根基上,它未能从整体思维中分化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不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并且常把认知活动导向道德伦理领域和个体精神生命领域。这一方面导致中国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展,但另一方面,使直觉思维所获知识缺乏科学性、精确性,而往往具有模糊性、跳跃性、非系统性的局限。过度地沉湎于直觉而轻视科学的逻辑的方法,必然会对实证科学和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条理化发生消极的影响。

事实上,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并行的。要实现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更新,应该借鉴西方哲学的精确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东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直觉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理智的,人类思维发展的方法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综合与统一。单就直觉思维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应该是:直觉→理智(逻辑分析)→直觉。前一个直觉是素朴的,它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后一个直觉是经历过逻辑分析这一必要环节而发展起来的直觉。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依然处在第一阶段,而西方哲学的直觉则已经达到分析性的理智阶段而向第三个阶段迈进。因此,摆在中国哲学家面前的理论任务是汲取逻辑方法的长处,以实现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与更新,达到科学的直觉的高度。

(摘编自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哲学史上,多家流派都推崇直觉思维,并以“体”“顿悟”等不同概念来表达“直觉”的内涵。
B.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诗贵“含蓄”,画求“神似”,也是直觉思维的反映。
C.直觉思维本质上是排斥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的,这导致了通过直觉思维所获得的知识有诸多局限,不够科学精确。
D.中国哲学的直觉思维和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有对立也有联系,人类思维发展的方法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综合与统一。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先明确了“直觉思维”的概念内涵,随后从多个角度展开与直觉思维相关内容的论述。
B.文章引用苏东坡、欧阳修等人关于诗画创作的评论,是为了论证直觉思维在中国古代艺术和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C.“直觉思维”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文章将其优点和缺点作对比来论证“直觉思维”的不足和局限。
D.文章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作为参照,来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需要转换与更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流派如儒家、道家、释家等,在思维方式上都有相通之处。
B.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创作和审美标准有重大的影响。
C.重直觉轻逻辑的思维特点,导致中国的人生哲学高度发展,而欠缺实证科学和哲学理论。
D.西方哲学的直觉已经达到分析性的理智阶段,在这一方面要领先于中国传统哲学。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得”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但“得”的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

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人,这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赦免赋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闾、载入史书,其而能够因为孝行被选入官。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爵,永世不得续用。

第二,“德”必然能“得”。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而且这种大德能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德”不以“得”为目的,但“德”却必然有“得”的报答。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露,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附加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孝是道德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内心的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人们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王健崭《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得”必须有“德”是指孝子具有孝行,能够获得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嘉奖。
B.儒家“孝”伦理中,“得”是伦理观念下的生活世界,直接指向现实社会生活。
C.“孝”源于对父母的真实情感,不能有外在的功利目的,这是儒家伦理所推崇的。
D.“德”与“得”之间的相互转化,实际上都是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采用对比、举例、比喻等方法,论证了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
B.文帝从三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的相互映射关系。
C.文章从人性的角度论证“孝”的本质,论证视角较为独特,将论证推向了深处。
D.文章以孝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为前提,论证了推行“孝”伦理的必要性。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道德的完满要求我们学会用不偏离伦理的方式去获得现实生活中的正当利益。
B.“得”是“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终极目的,但必须运用合“德”的方式去“得”。
C.舜不为“得”而行孝德,但客观上却能“得”,可见“德”必然有“得”的报答。
D.要真正落实儒家“孝”伦理,就要注重“得”,更要强化“德”,二者缺一不可。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那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令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摘编自罗钢《叙事学导论》)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若干个叙述者,《棋王》和《孩子王》的叙述者也完全不同,要确定哪个叙述者是作者,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证明。
B.即便从小说作品中读出的那个叙述者恰如我们所了解的作者,也不能认为那个叙述者就是作者,除非作者自己公开声称。
C.叙述者可以通过与读者直接交流的“叙述”行为较为明显地显示自己的存在,而隐含作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则要复杂得多。
D.正如在一部叙事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甚至多个叙述者一样,在一部叙事作品中也能存在一个或多个隐含作者。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一段主要采用例证法将“叙述者”与“作者”作以区别,否定了将“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的说法。
B.文章第二段主要采用比较法阐明什么是“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既不是“作者”也不是“叙述者”。
C.文章第三段通过对《红楼梦》三十四回中故事的分析,证明隐含作者存在的方式是通过与叙述者“闹矛盾”来暗示某些叙述不可靠。
D.文章中“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作者”“作者叙述者”等概念相互联系、交织,其中“隐含作者”是重点介绍、论述的对象。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们可以说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讲了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故事,却不能因此说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叙述者。
B.叙述者的形象只能由小说文本的内在证据提供,因此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和时代背景对于确定叙述者的形象并无显著意义
C.从金钏儿事件可见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发生了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红楼梦》的阅读难度,所以不了解叙事学的理论就读不懂《红楼梦》。
D.叙述者不是作者,叙述者的立场未必是作者的立场;隐含的作者也不是作者,但隐含作者的立场却可能是小说文本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