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主要是上层建筑范畴的内容。什么是社会环境呢?社会环境通常是指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人工环境。通常的解释显然是偏重于物质的社会环境，而对精神的社会环境有所忽视。现实社会中，社会环境除了物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内容更丰富的应当是涉及广泛的精神因素。

社会环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环境即所谓城市环境、工业环境等“硬”环境，而且包括人的大脑之内的意识等所有精神因素在内的所谓“软”环境；不仅包括家庭、单位等内部环境，而且包括与此相对应的外部环境等等。

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交织在一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不能截然分开。如地理概念，究竟是自然环境的范畴还是社会环境的范畴?按照通常的说法，地理是指全世界或一个地区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总情况。前一部分明确是自然环境，而后一部分说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实际就是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有机体，而其中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主要是社会环境。

事实上，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不是一回事。在纯地理环境之上已经覆盖了许多精神的内容，自然的山水草木上面本质的东西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发达程度等等，这就完全是社会环境的概念。地理环境作为自然环境，只能是纯自然的部分，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地球乃至宇宙之间生而有之，并非包括人类社会产生之后有所作为的部分。一切经过人类社会“雕琢”甚至已经赋予她特定含义之后的“环境”，就不再是自然环境，而成为社会环境。

《阿凡达》让中国导演自惭什么？

看完《阿凡达》，我跟碰见的每个人说，这绝对是一部不能错过的电影，一定不要看碟，一定要去影院，否则真的对不起卡梅隆这12年的苦心；当然也只有在影院里，你才能真切感到那种直入心灵的视觉震撼，尽管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远不只视觉这一点。

说实话，这部电影让我很绝望，看了它我方明白，原来这么些年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如果《阿凡达》是一面镜子，那它照出了很多中国导演应该惭愧的地方——

一、技术是干什么的？

《阿凡达》进入中国前，有人评论道，这部电影只有技术，没有故事。没错，这部影片的特技镜头之多，甚至超过了《变形金刚》和《2012》的总和，但是这绝对不是这部片子的全部，在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才是让这些技术能够吸引眼球的最重要原因。

在《阿凡达》里，技术是拿来讲故事的，这是卡梅隆的一贯特色。而中国导演呢？很多中国电影里，特技也好，3D也罢，基本跟故事无关，是拿来臭显摆的，除了场面的铺陈外，更多是作为日后宣传的噱头，故事不够，技术来凑，结果让观众看到一堆视觉垃圾。

一部《阿凡达》，卡梅隆花了3亿美元。当年一部《无极》，也号称花费了3亿人民币，可除了陈满神那比萨斜塔般的头发外，你还记得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镜头么？就算按1比6的汇率计算，我也很希望，《无极》这部2005年中国电影最大的笑话，能有《阿凡达》六分之一的精彩镜头。

难道我们人民的币，就这么不值钱么？

二、故事该怎么来讲？

说实话，《阿凡达》呈现的并非一个很复杂、曲折的故事，但就这么个不复杂、不曲折的故事，在卡梅隆的镜头下，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生动和冲突，也让我看到了很多镜头以外的东西——潘多拉星球的生命树倒下时，我简直恨不得要骂出来，激动得不能自己，后来我也自问，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我喜欢植物，知道那树长大实在很不容易？

后来我才想明白，大概是因为得到不知珍惜，失去才知后悔以及破坏方显残忍的力量吧。对，这是卡梅隆小时候就着迷的一个故事，更像在映射地球被人类破坏的历史。不过就算你不了解这些，也能从卡梅隆的影片里，看到他对生命的仰视，就“仰视”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导演就做不到，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牌子贼大的中国导演！

真的，很多中国导演很少仰视任何事（特别是最著名的那仨），早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俯视，显得自己特明白一样，动不动就要告诉观众这观众那，比如那个开天辟地的《英雄》，还有无聊的《夜宴》，都是这样，就不要说《黄金奶》和《非诚勿扰》了，包括最近的那部《三枪》。

张艺谋在《三枪》受到差评后很“悲愤”地对媒体说，真搞不懂有的人，电影不笑要骂，一直笑也要骂——我就想说，如果《三枪》不是张艺谋拍的，他还会觉得这片子有多出色吗？这个问题适合很多中国导演，他们是一群最爱珍藏自家破扫帚的家伙，整出来的那一堆玩艺儿，其实就是为了骗投资方和观众的钱。

三、电影为谁而拍？

《阿凡达》是卡梅隆花了１２年才完成的一部片子，这１２年里，他除了拍过几部跟海洋有关的纪录片之外，几乎都在为《阿凡达》折腾，同时消失于媒体和公众视线之外。结果上映才两周，全球票房就直奔１０亿美元，离他那部创下１４亿美元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距离也并不遥远。

而中国导演呢，谁会花１２年的时间，去做一部完全不知道前景的影片？还是最著名的那仨，跟打擂台一样，每人每年都要整一部大片，片子还没拍已经盖上巨制、史诗高帽，还没上映已经提前一个月四处吆喝，上映一周就痛斥观众不识货……让他们沉默１２年？别逗了，这不要他们的命么！

中国电影另外一个很堕落的地方是，贴片广告已经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铜臭气十足。冯小刚在《非诚勿扰》受到批评后还说，这是国际通行做法。对，《变形金刚》里的确有雪佛兰，但是好莱坞是每部影片都会尽可能地往里拉赞助塞商标么？

我真的不是苛刻，但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中国导演不是为观众在拍电影，甚至也不是为自己拍电影，他们只是在为钱拍电影。相比之下，《阿凡达》是多么的纯洁，可为什么这份纯洁，反而是远比我们商业的美国人实现的呢？

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学 科&网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