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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绘画史上的悲剧意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

徐渭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象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

【小题1】文本中有关绘画史上的“悲剧意识”的表现有哪些?
【小题2】结合原文,请简要分析徐渭、朱耷、原济三人画风成因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小题3】作者为什么说“他(朱耷)的悲剧性感悟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7-07-26 07: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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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小题。
牌楼的产生
①不论放在建筑群的前面,还是立在通衢大道上,牌楼总归是具有一种大门入口的特点,所以它的起源和建筑群的门分不开。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之一是建筑总是成群成组地出现,如一般民居,它由正房、左右厢房、大门、走廊组成为一个院子,周围院墙环绕,呈“四合院”的形式;官府乃至皇帝的宫殿,也是由大大小小的单幢建筑组合成各种形式的院落。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一组建筑的院门就成为建筑中的主要大门了。这种大门早期的做法非常简单,在两根直立的木柱子上面,加一条横木组成为门,多用做乡间普通建筑的院门,所以古代将简陋的房屋称为“衡门茅屋”。为了挡雨雪腐蚀,后来在这种简单的衡门的横木上加木板顶,如同房屋的两面坡屋顶。
②公元12世纪宋朝颁行的《营造法式》中见到一种乌头门的形式,两根木柱左右立在地上,上有横木,横木下安有门扇。与衡门不同的是,两根木柱直冲上天,横木插入柱内,柱头用一种水生植物乌头装饰,故名乌头门。_________________。
③在古代城市中,大量存在的是里坊之门。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区的基本单位,把城市划为方形或矩形的里坊,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住宅。这种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到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整座长安城设有一百一十个坊,每个坊都有专门的名称,坊内开有十字形或东西向的横街,街头皆设坊门以供出入。这种里坊之门在古代称为“闾”。中国古代有“表闾”的制度,就是把各种功臣的姓名和他们的事迹刻于石上,置于闾门以表彰他们的功德,有时还把刻石安在闾门之上。据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的分析,这种闾门上往往都书写着里坊的名称,而且按表闾的制度,将表彰事迹书写于木牌,悬挂在门上比石刻更为方便,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就是说闾门上既有坊名又有木牌,牌坊之名可能就由此而产生。后来这种牌坊模仿木构建筑,形式日趋华丽,加了屋顶,并给屋顶和其它部分加了各种装饰,所以又称为“牌楼”。(取材于楼庆西《中国小品建筑十讲》)
【小题1】下面各项陈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分)
A.本文认为“牌楼”是古代民居的正门,因为中国古代建筑都是四合院的形式,整个院落需要一个共同的正门。
B.第①段中所说“衡门茅屋”,在古诗文中时有类似的表述,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就有“衡宇”一词,用来指自己的家。
C.衡门和乌头门都有建筑群落入口的功能,因此在第②段结尾的一句可能是“不论是衡门还是乌头门,它们都是牌楼的雏形。”
D.牌楼上的屋顶最初的功能是挡雨雪腐蚀,后来屋顶有了各种装饰,使其在满足实用需要的同时兼有了审美功能。
【小题2】说明“牌楼”产生的过程。(3分)
【小题3】 北京城里牌楼很多,但多数只是一种装饰,根据本文所提供的信息,说说如果要使其更具备实用价值应该怎么做。(4分)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个本民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民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赢政”,刺杀赢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小题1】下列对中国人姓与氏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的姓最初是一个氏族用来区别于其他氏族的专用名称,在一个氏族内部,其全体成员的姓是相同的。
B.中国人的姓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都从“女”字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C.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氏族内部一些成员的血缘关系逐渐变淡,甚至相互失去了血缘关系,用以相互识别的“氏”便产生了。
D.先秦时期,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是高一级的结构;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是次一级的结构。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追溯;与此不同,氏所代表的家族组织的始祖大多可确切知晓。
B.春秋时期的盂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从氏的方面追溯,他们的始祖不同;从姓的方面追溯,他们又是同一始祖。
C.战国时代,由于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姓氏制度也发生巨大变化,其中首要的变化是姓与氏合流,融二为一。
D.今人错误地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应该是误认为“姬”是他们的氏。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是因为姓最初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而氏则产生于母系社会之后。
B.姓与氏在先秦时期虽然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却都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用以相互识别的符号。
C.战国时代,姓与氏合流,不论单称还是合称,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两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了。
D.姓氏合流之后,同姓却不一定同祖,原因在于合流后新姓多自以前的氏转化而来,而先前同样的氏必是同一个姓。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2010年,美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就系统地提出,以前,一旦完成了收集数据的目的之后,数据就会被认为已经没有用处了。比如,在飞机降落之后,票价数据就没有用了;一个网络检索命令完成之后,这项指令也已进入过去时。但如今,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
数据能够成为一种资本,与移动互联网有密切关系。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数码产品的“白菜化”,WIFI信号覆盖的无孔不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在线时间”和“不在线时间”之分,只要他们愿意,便可几乎24小时一刻不停地挂在线上;在线交易、在线支付、在线注册等网络服务的普及固然方便了用户,却也让人们更加依赖网络,依赖五花八门的网上平台。
大数据时代的科技进步,让人们身上更多看似平常的东西成为“移动数据库”,如带有存储芯片的第二代银行卡、信用卡,带有芯片读取功能的新型护照、驾驶证、社保卡、图书证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官方为了信息录入方便,还不断将多种“移动数据库”的功能组合成一体。
数字化时代使得信息搜集、归纳和分析变得越越方便,传统的随机抽样被“所有数据的汇拢”所取代,基于随机抽样而变得重要的一些属性,如抽样的精确性、逻辑思辨和推理判断能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尽可能汇集所有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得出趋势和结论才至为关键。简单地说,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不过,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大数据”理论过于依靠数据的汇集,那么一旦数据本身有问题,在“只问有什么,不问为什么”的模式下,就很可能出现“灾难性大数据”,即因为数据本身的问题,而做出错误的预测和决策。
斯坦福大学专家特沃尔·哈斯蒂也指出,“大数据”的理论是“在稻草堆里找一根针”,而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稻草看上去都挺像那根针”。而乔治·梅森大学专家瑞贝克·高尔丁则提出“数据提供者造假”的危险,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有害,因为“大数据”理论建立在“海量数据都是事实”的基础上,但人们无法控制数据提供者和搜集者本人的偏见和筛选。
由于“大数据”炙手可热,数据的流失、泄露和私下买卖也成为噩梦,全球各地不时发生的个人信息被盗,可被看作“大数据时代”对个人生活的伤害,而“维基泄密事件”则提醒强力部门和各国政府,“大数据”的魔力同样会对强者构成威胁。
(《国际先导报》2013年7 月5日,有删节)
【小题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危险大数据”的内容的一项是()
A.如果过于依靠数据的汇集,一旦数据本身有问题,就会可能导致“灾难性大数据”出现。
B.“所有数据的汇拢”使随机抽样中的精确性、逻辑思辨和推理判断能力变得不重要。
C.“大数据”理论需要海量数据都是以事实作基础,但人们无法控制数据都是真实的。
D.“大数据”一旦流失泄露和私下买卖,不但对个人生活,甚至对各国政府都会带伤害。
【小题2】(小题2)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对“大数据时代”的阐述,不符合原意的一项是()
A.“大数据时代”,根据“是什么”下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等因素的干扰,因此,与传统的随机抽样相比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B.“移动互联网”提供了数据传输的网络服务,赋予了“大数据”的商业资本价值。
C.带有存储芯片的第二代银行卡、信用卡、新型护照、驾驶证、社保卡、图书证等固然给你带方便,但数据的流失、泄露和被人私下买卖,也可能成为你的噩梦。
D.“灾难性大数据”的出现,是因为收集者不负责任地“只问有什么,不问为什么”。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数字化时代,人们需要的是更精确、更有预见性的结论,数据的搜集、归纳和分析也变得方便起,因此,传统的数据抽样的准确性、逻辑思辨和推理判断能力等要素的地位有所降低。
B.数据提供者提供的数据有时不够全面,搜集者有个人的偏见和筛选角度,往往导致“所有稻草看上去都挺像那根针”,以致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好像都是正确的。
C.“在稻草堆里找一根针”,就是说在“大数据”中找出自己需要的小数据,这就需要使用者耐心、细致地去寻找,需要顽强的毅力。
D.适应时代发展,提醒人们小心应对“大数据”时代,在数据的运用上趋利避害,这是本文作者的写作意图,也是对人们的告诫。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按文化形态区分,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狩猎采集、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生产三个阶段。农业生产阶段的起点是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文字、复杂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统治者)等相继出现。新石器时代终结,文明诞生。
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追溯,通常多止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然而,根据现代史前考古学研究,这种追溯至少可以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确切地说,就是距今两万年前后。
两万年前的中国还处在末次盛冰期。在末次盛冰期到来的四五千年之前,华北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石器技术,人们利用细腻的优质石料生产细小的两边平行的石刃。我们现在称之为细石叶技术,这是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细石叶技术是一种适合高度流动生计的技术,大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后达到极盛,之后走向衰落。现代史前考古发现,同一时期,华北地区太行山东侧的山麓、盆地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人们的流动性降低了。我们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看到陶器(不适合长距离搬运)、耐用的磨制工具(比较重)、长时间使用的火塘、更多样活动的痕迹、更复杂的居址结构等等,这表明该地区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在西侧的黄土高原之上则没有看到类似的变化。
在中国南方,大约距今2万年前,岭南地区就相继出现陶器、磨刃的工具、穿孔的石器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稻作的起源地。从考古发掘来看,有一条完整的时间线索显示稻作是如何从强化利用到驯化栽培的,因此水稻最早的驯化要归功于中国南方的先民。
中国南北两大农业生产起源中心形成了中国文明根基的基本特征:南北相依。长期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将南方视为蛮夷之地,仿佛是五胡乱华、北方士族南迁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然而对已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并不支持这样的认识。当然,当我们说到中国史前史的时候,显然不只有华北与中国南方。目前就广大的西部、北部来说,我们的了解远不如东部与南部。
回到中国文明形成格局本身,我们除了看到南北相依之外;的确可以看到多元融合的过程。那种视中国史前史的发展如无物,简单地对比东西方的相似性,就提出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是离谱的。近代上百年的殖民史导致的心理残留并没有随着政治的独立与经济的发展而消散,建立一个文化上自强的中国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摘编自陈胜前《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城市、文字、复杂的社会组织等文明要素相继出现,宣告新石器时代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
B.细石叶技术利用细腻的优质石料生产细小的两边平行的石刃,是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适合高度流动生计的新的石器技术。
C.依据现代史前考古发现,中国文明根基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比历史学界通常所认为的要早得多。
D.在太行山东侧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器、耐用的磨制工具、长时间使用的火塘等,是当时那里人口流动性降低的重要证据。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依据现代史前考古发现,相比于黄土高原,太行山东侧更早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根基不仅仅局限于黄土高原。
B.现代史前考古学充分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这为中国文明根基“南北相依”提供了重要证据。
C.传统的中国史观以中原为中心,将南方视为蛮夷之地,这可能是因为不了解五胡乱华、北方士族南迁之前南方文明的发展情况。
D.无视中国史前考古发展,简单对比东西方文明,主张中国西来论,这导致了我国文化研究仍有殖民史的心理残留。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旧石器时代属于狩猎采集阶段,当时社会形态比较简单,没有文字、没有统治者、没有社会等级之分。
B.细石叶技术由盛而衰时期,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狩猎采集为主渐渐转向以农业生产为主。
C.现代史前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两万年前岭南地区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文明诞生比华北地区更早。
D.随着对我国广大西部、北部地区的史前史研究的进展,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多元融合”说可能会获得更多证据。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小题1】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竹子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因为它外在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B.《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C.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竹谱专著。
D.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B.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C.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D.白居易《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B.“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C.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D.将“刚柔忠义”等品格赋予竹子,将“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赋予了慈竹和筇竹,表明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已确立了牢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