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多巴胺与人的幸福感

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的化学物质，简称“DA”。它 是一种神经传送素，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人们对一些事物“上瘾”主要是由于它。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幸福和快乐的情绪，统统受多巴胺控制。在充足的多巴胺作用下，我们可以感觉到爱和幸福。而从另一方面看，人的一切精神性不良也都是有多 巴胺方面的生理根源的。看到了多巴胺与人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的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必然产生这样的追问：通过技术手段寻求人的精神幸福的前景如何？

既然多巴胺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只要我们在技术上能够人工合成多巴胺，将其植入缺少它的那些人的脑内，似乎就为我们解决了精神或情绪问题，从而也增强了人的幸福感。在目前人们的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幸福感如此匮乏的年代，如果技术能为我们解决幸福感的问题，无疑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人文功能。传统的精神幸福是靠人文手段解决的，即使在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如果具有丰厚的人文追求，人也是可以获得幸福感的，所以印度人才能拥有和新加坡人相同的幸福指数。这表明，至少在目前，人文手段的作用依然是很大的。

问题是随着技术手段的作用日益增大，这种技术在将来是否会成为获得幸福感的主要手段？这种技术手段是否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一是这种幸福感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幸福感可恰当地被称为“人工幸福”，因此多少带有“虚拟幸福 ”的性质，甚至与“虚假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它是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幸福？二是这种幸福感的内容问题。由技术手段造成的幸福感似乎是无对象无原因的幸福感。与在人文手段中，由有人文内容的对象激发了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导致了一种愉快的感觉不同，它是仅有多巴胺而无内容所导致的高兴。这种无原因、无对象的喜乐是否还属于精神正常的范畴？三是这种幸福感的持久性问题。因为较多的多巴胺从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不平静，而不平静就是一种消耗，就是付出生理和心理代价而获得的幸福感，是一种原则上不可能持久的幸福感。四是这种幸福感的负面作用问题。首先，采用技术来解决心情好不好的问题，很可能形成技术依赖或“技术成瘾”，这类似于药物依赖和成瘾，这就是吸毒成瘾和上网成瘾的机理。其次，如果我们在多巴胺的控制下，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保持幸福感和快乐的心情，不再有不满和愤怒，无视现实的阴暗面或忘掉人世间的罪恶而保持幸福感是否就成了阿Ｑ式的精神麻木？多巴胺是否就成了一种精神麻醉剂？

所以说，无论多巴胺这种技术方式在造就幸福感时多么有效，它都不可能解决精神的内容问题，从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以创造精神内容为圭臬的人文手段的作用。我们要合理追求一种技术与精神的适度融合，人文对技术手段的完全拒斥和完全归顺都是不可取的。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总第16期）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的活动由于受到价值定位的影响，总会对某些生物物种过分偏爱，而对另一些生物物种漠然视之，甚至对某些物种厌恶有加，因而在地球生命体系中并存的生物物种，在人类社会中总会受到各不相同的待遇。这种不公正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控制下的生物群落，在物种数量上比自然生态系统中要少得多；其次表现为不同物种受到的待遇也互有区别，而且无视其原生特性；再次表现为相互间的关系得按照人类的意志加以调控。这些特征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偏离。这样的偏离积累扩大后，最终都会影响到地球生命体系的生物多样性。

不同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完全屈从于相关民族文化稳态运行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又具有多重性，因而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的价值定位并不具有通约性。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其间也无规律可言。目前愈演愈烈的农田化进程和作物种植、牲畜饲养的单一化，恰好是全球范围内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自然结果。要消除这些威胁，更好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食品结构必须尽可能多样化，尽可能从更多的生物物种中获取食物。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也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在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背景下，人类生产食品的办法也会日趋单一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通行的作物保护措施就是化学农药的使用。但任何化学农药都会不加区别地消灭一切除作物和家养动物以外的物种，这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随着文化的辐合趋同，人类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化学农药的替代品，以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了一纸空文。

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威胁是化肥的滥用。人类在使用化肥时关注的仅是作物本身，对使用化肥的负面效应即使了解，也往往是不加理会。化肥的使用对于土壤微生物的存活是一个重大威胁，而这又会导致其他众多生物的生存压力。加上过量化肥对水体的污染，还会威胁到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然而，在文化辐合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对生物多样性的明显威胁却无法得到缓解与消除。工业文明的食物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被不加区别地大范围推广，这同样会使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更加艰难。

为了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应当拥有尽可能多的食物渠道和食物生产办法，以便分散对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存压力。要使食物生产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同样需要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因此，文化的辐合趋同本身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负面效应，维护生物多样性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而无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