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访酒

梁 衡

一般的可游之处，大约有两类。一是风景特殊的好，悦目赏心，怡人情怀；二是古迹名胜，可惊可叹，长人见识。当我去过我国著名的汾酒产地山西杏花村后，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将它归类。

说是村，并名以“杏花”，其实现在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名酒厂。历史上这里确曾杏林千亩，繁花如云的，直到现在也保持着历史古韵及风格，但凡来晋之人，无不尽力设法去游一次。这魅力实在是因为它那骄傲的产品——汾酒。游人之意并不在山水之间，而在酒。

来参观的人，最少安排两个节目，一是品酒，二是参观。

餐厅墙角有一个酒柜，内有两个坛子，分别装肴“汾酒”和“竹叶青”。服务员按照一般酒馆的做法，打开坛盖，将酒灌入瓶，再由瓶斟入杯。当液面停止了波动，你看杯中的汾酒，纯净透明，就像刚才并没有注入什么。竹叶青呢？则呈现一点浅淡的黄色，令人想起春天里新柳的鹅黄。不觉间，一阵清香，已渐渐地，像一层看不见的薄雾漫过桌面，扑入你的胸怀，钻进你的衣袖。人们这时并不要靠眼鼻，而是全身无处不感觉到它的美了。主人举杯，我试酌一口，唇初沾而馨绵，口将咽又生甜，味柔和隽远。客人都笑了，脸上泛出甜甜的酒窝。但人们并没有大声赞美，只是微笑着颔首，仿佛怕喧声破坏了这酒厂的恬静。

原来我国的名酒有五个香型：浓，酱，清，米，复合。这汾酒是清香型的代表。它不求那浓、那烈，只要这纯、这真。其他酒如艳丽少妇，浓妆重抹，这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梳轻妆。大约正是因为这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祖。

看酒的制作，是很有趣的。先将高粱等原料粉碎，蒸熟拌上曲，压入一个个大瓮里，这瓮又要深埋入土中。发酵之后，便放在一个大甑中蒸，一会儿便蒸馏出一股清澈的细泉，流入筒中，淙淙有声，这便曰酒。酒泉接着汇入“酒海”。那是一个三层大厦的酒库，内放着13000多只半人高的大缸。酒在这里一直要静静地待上3～4年才能出厂，这叫“熟化”。这套工艺大约在酿酒之初就如此。这些粗则粗点儿、丑亦够丑的瓮甑，已有1500多年历史，其间有什么奥秘，人们一时还难以明晰。另外，更神秘者还有二：一是这地下的水，二是这杏花村上空的空气。这里经年制酒，空气中便生出一种特别的微生物来，于汾酒的发酵特别有利。开始人们不知此道，有的老师傅退休后，身怀绝技，受聘他乡，但使出浑身的解数，那酒终不姓“汾”。技艺可传，水与气难移。主人每向游人讲到此处，脸上总要漾出一种微笑，神秘、自豪、得意。这汾酒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一解放又被列为我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以后其他名酒虽各有交替，它却稳坐交椅。当你走完全部生产线，在包装车间里对着透明胶管中那一股股急喷出来的、晶莹的酒泉，看着它迅速注满了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瓶时，你又一次惊异于这酒的纯了，纯得像山泉。这山泉不知来自多么深的地层，经过了多少砂石、岩层的过滤，终于溢出地面，在杂花野树与茂林修竹的覆蔽下静静地流淌。这实在是它的魅力、它的奥秘。

喝过酒，我们被让到招待所里小憩。这招待所也别致，是一所中国式的四合院，取名曰“醉仙店”。院心有古井，有假山。山下有水，有草。草地上有一条汉白玉的黄牛，牛背上牧童横笛，旁边的碑上题着杜牧那首“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诗。环院，南北为容房，东侧为碑廊，记录着南北朝以来汾酒的历史。西侧为展览馆和历代酒器陈列馆，出出进进的游人无不感受到酒文化的博大精深，馆内也有许多关于汾酒的名人题赠。这时，虽主人已在房中泡好热茶，连声招呼客人休息，但大家却总在院中流连。不错，人们是为访酒而来，但要是这里没有这些酒外之物，那酒何处没有?人们之所以固执地要到杏花村来，实在是要来品味、依恋与凭吊一会儿这酒中所凝聚的民族文化，就像在八达岭长城上远眺，在故宫大殿前的柱础旁沉思。

杏花村，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去处。来游的人，其意并不在山水，但也不全在酒。

（有删改）

严羽指出宋人以文字为诗，显然是指以散文为诗；而以散文为诗，又往往和以议论为诗紧密联系。文多作为思想的载体，而诗则多作为感情的载体，因而文偏于表现逻辑思维而诗偏于表现形象思维，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打破，对于墨守成规的人来说，无疑地会被认为是一种生疏可疑的异端而加以反对。但如果我们不从先入为主的传统观念出发而从作品本身出发，就可发现，诗的散文化及往往包涵在这个外壳中的议论，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征﹣﹣形象性。富有思辨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抒情诗的主人公﹣﹣作者自己的形象。其次，许多议论，特别是当它们被以比喻来表达时，也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无味的说教。思辨的形象性与其载体的散文化，构成了宋诗一个很大的特色。

至于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诗中用典故方面。用典风气的形成与流行和学术文化的隆盛是有关联的。宋代诗人多数是博学之士，他们的高层次文化修养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诗的创作中，从而出现了作者以才学为诗、作品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这是宋诗的又一特色，但这一特色的优劣，则需要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陶渊明可算古来第一位善于用典的诗人，将陶诗囫囵读去的人，往往未能详悉。但我们即使找到它们有那么多的“来处”，也无须沾沾自喜，因为“用事而不使人觉”，也就近于或同于“胸臆语”，即创作了。我们是否可以说，以才学为诗可能是一病，而以才学读诗，也同样是一病呢？

（节选自程千帆《宋诗精选•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