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 5G将至，中国领跑》，《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二：

5G或许将成为我们可能见到的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变革之一，因为它不仅是通信技术的演进，更是一场从智能设备、无线技术、接入网、核心网到云端的跨行业革命。

目前中国在国际通信标准的参与度上显著提高，已经成为标准制定的主导者之一，特别在5G标准上中国的提案数量比4G时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提案的采纳度也在逐渐提高。尽管如此，我国在标准的必要核心专利上还不是很多，与提案的数量不成比例。

谈及影响5G发展的致命性软肋，专家认为相时于技术标准而言，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差距更大。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必须早下决心，下大决心。

在技术应用上，5G首先要面对覆盖难的挑战。由于频段高、覆盖差，必然需要有大量小基站，依托多天线技术的波束赋形和快速扫描追踪有望明显改善；但能否根除覆盖肓点，仍是不确定事件。从市场开发层面看，究竟什么应用必须用5G？现在并不确定。业界所期待的物联网应用能否在近期担当业务收入的大任，也不乐观。

另外，我国2015年开建4G，现在网络负荷还很轻，2020年就开建5G，仅仅5年时间不太可能收回4G的投资。究竟运营商能承担多高的投资增加，什么业务能补偿投资的增加？专家认为，这些目前还不清楚。

（摘编自《 5G标准已出，软肋犹存》，《中国科学报》）

材料三：

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位于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而7600公里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

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奥卢被认为是欧洲的“生活实验室”，学生可以自由开展各种新技术试验。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围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较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支持，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 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传统艺术创作强调“意在笔先”，先构思，再下笔。但实际创作中，创作可能受“鬼神”牵引而行，完全另辟蹊径，走向一个完全“另类”的逻辑。这个牵引艺术家创作的“鬼神”，就是直觉。

直觉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它潜伏在人类意识深层，在人类自觉的意志和意识控制之外。受到某种特殊的心理诱因或视听感觉触动、诱发，它会突然神光闪现，隐秘甚至诡异地出现在意识表层，主导人类思维。直觉有由内而外、直接、突发、稍纵即逝、非逻辑性等特点。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证明“直觉思维”的存在，在科学、艺术、生活等领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因此，有心理学家把它称为人类视、听、嗅、味和触五个基本感觉之外的“第六感觉”。

艺术直觉同样存在于书法创作中，并且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书法家临池挥毫，虽然自己事先打了腹稿，有了“运用之方”，但下笔触纸瞬间，宣纸上的黑白空间格局、关系就产生了。“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画面的存在，立即生成了自己的“延伸逻辑”。因此要往下写，就不能按原先的腹稿，必须“信属目前”，尊重眼前“视觉反应”的呼唤。这时候书法家不可能停笔思考，分析，判断，因为那宣纸沾上水墨，瞬间四下奔散洇发，你任何一个心理停顿，都会在笔下留下痕迹，甚至导致作品毁坏。所以此时就必须依靠“直觉”，跨过信息输入、大脑运算和判断，直接跟着感觉走。这时候你的心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就是你的心，“幽思入于豪间，逸气弥于宇内。”（张怀瓘《书断》）“直觉”引导艺术家实现理性状态下无法企及的艺术创造性超越。

西方部分心理学家常常强调直觉的不可知性，认为它似乎是某些人的某种神秘本能。笔者以为，先天的因素应该存在。因为近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遗传基因是人类不同地区和民族生理、性格和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为进一步探究人类不同民族、家族的思维模式差异的成因，别开思路。另一些科学家则强调后天因素的影响，认为长期的职业训练，是某一人群形成特殊的直觉能力的主要原因。那种“直觉”引导下产生的迷人的自由创作境界，于长期艰苦执著的技术训练。因此对于学书者来说，既然影响“直觉”形成的两大因素——基因遗传和家族“集体无意识”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改变的，那么我们唯一可努力的就是自己的勤奋与执著了。

(郑晓华《书法创作中的直觉》，有删改）

要流行不要脑残

阿达

①一首没有歌词的“神曲”《忐忑》突然蹿红，令人始料不及，包括龚琳娜本身。顺理成章，遵循一般商业逻辑，打铁要趁热，获利要趁红，龚琳娜遂与其夫老锣顺势而为乘风破浪，一鼓作气连作几首新“神曲”，什么《法海你不懂爱》啦，《金箍棒》啦，用反复循环的歌词加简单的肢体语言，让人进入催眠状态而“自愿学唱”。哪怕你觉得不胜其扰，但由于神曲具有“自动开启循环模式”的功能，你终因挥之不去而被迫“洗耳”。“洗耳”之后就是“洗脑”——人的本能会让你变得“脑残”：哦，既然神曲只是想让咱们过过嘴瘾，那就不妨练练嘴皮子，“俺老孙住花果山，寻得宝贝如意金箍棒巴嘎棒巴嘎棒巴嘎咦嘎棒……”好，一场“全民洗脑”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②对于“神曲”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中看到“音乐家的底蕴”，有人从中发现“流行的奥秘”。作为一种艺术尝试，无论优缺点如何，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是当龚琳娜夫妇在“新民歌”道路上从“至雅”转型到“至俗”之后，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追捧它，明知其“脑残”依然乐颠颠去消费它，那么，这难道是民族音乐乃至民族文化的“正途”吗？因“脑残体”而激发的流行，让全民浸淫在充满感官刺激的庸俗文化中娱乐至死，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③流行不等于庸俗，这是毫无疑问的。经典也会流行，或者是曾经的流行。 。

④解剖“神曲”，不是为了质疑龚琳娜夫妇，而是为了反思隐藏其后的文化生态和俗众心理。为什么“脑残体”极易赢得拥趸？为什么会“越脑残越流行”？当这种现象出现时，是趁机“发脑残财”，还是优化“脑残体”，使之增添文化含量，找到流行文化的密码，打造优秀的流行文化，这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⑤事实上，“脑残体”的神曲也并非所向披靡，一灵百灵。与有一定艺术含量的《忐忑》相比，龚琳娜后来的新神曲并没有那么火爆和受追捧，当你想用恶俗讨好观众时，其实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你把观众想象成一群弱智，故意降低难度，刻意迎合，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炼成神曲，有偶然因素和运气因素，如想回回得手，只能适度开发“脑残”因素，用之过度，就会品位下滑，最后的效果南辕北辙。

⑥要流行不要脑残。为优秀的“流行”建立标杆，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和责任。当流行借助脑残，不分青红皂白泥沙俱下时，不妨记住专家的告诫：转基因的食品千万慎食！

（节选自《上海采风》）

我们应当怎样传播经典

王呈伟

①文化经典之于国人不仅象征了传统文化中的泰山北斗，更是民族一脉传承智慧的皇皇巨章；在老百姓眼里，那是读书人才能触摸到的高度，而自己无缘进学，只能算作殿堂外的旅人或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的“说论语”使文化经典的阅读贴近了大众的生活，应该是文化普及中一次有价值的实践。

②其实历朝历代注《论语》，释儒学的学者可谓太多，不过他们所秉持的观点和解读的角度都是从对百姓的思想教化入手，以此来维护社会规范秩序；文化经典的传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宣扬统治者观点的浓重色彩，成为特权意识或统治观念的载体。当学者们蘸着时代的流行色去润色原著的底色时，文化经典的意蕴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今天，就传播文化经典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是继承秦汉以来的儒学，还是两宋之后的理学？抑或是上溯到先秦的儒家？

③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学者把历史的真实和版本的故事嫁接起来，运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讯传媒，让视听大众走近了传统文化的艺术殿堂。不过学院派的学者大多坚守自己的学问准则，即使研究一辈子悟得其中一小部分，也只把这点心得变成大学课堂的讲义，不和老百姓搭界。因此如何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转播到老百姓可以拿来引用的层面，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学人必须作答的问题。

④横向比较一下其他民族的经典文化传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他们的经典特别注重把道理的深意融化成生活的小事，而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尽量接近大众的生活，让百姓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感悟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播的内容应当是重叙事而非强化理论的，重感悟而非强调灌输的，重生活而非学术表达的，重朴素而非刻意诗化的，重远播而非画地为牢的文化载体！而我们因为历史的厚重则使文化越来越深重，如此下去恐怕民族飞翔的翅膀就有承载不动的那一天，使民族文化经典沉寂成书馆的摆设。当文化滤去了历史的沧桑和传承的沉重，体现出一种平民思想和民主意识，相信传统文化的传播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⑤目前，电视上读经典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视听大众避不开的文化话题。那种生动而非刻板的，生活而非学术的，平民而非精英的，普及而非个体的讲述方式，终使文化经典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歌其食”、“劳其事”的日子。其实大众的需求就是讲者把藏在书阁中的藏品以一种趣味性而非陈列式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⑥话说回来，目前的文化传播还只停留在热烈地回味民族文化经典的层面，要激发出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智慧，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还须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普世教育家的情怀和本色。

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近期出版《唐诗排行榜》一书，引发广泛关注。该书根据唐诗入选历代选本、历代文人给予点评等方面情况，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每首唐诗的影响力指数，据以排出了唐诗名篇的“座次”。该书上市以后，学界、媒体以及网上颇多质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该书采用排行榜这一形式，是为了博眼球，是“恶搞”经典；有人压根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引入统计学的方法，质问“我们的文科教授怎么成了数字的傀儡”；作为武汉大学教授，作者将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有人认为有“炒作景区之嫌”；李白的诗最高排名仅仅是第十（《蜀道难》），而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排到了第三十一……

面对众多的批评和质疑，王兆鹏先生则认为自己并非“娱乐大众”地“恶搞”，而是用学术精神、科学态度来做经典普及。该书在前言中明确交代了做排行榜的学理依据、操作方法和学术思考，这种方法得到统计学家的认可，科学性毋庸置疑。至于唐诗排行榜，是对唐诗的影响力——即不同作品在接受史上受关注的程度——进行统计分析，而不是根据作品艺术的优劣好坏来评比，两者是不同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