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 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的话，说明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以及特殊类高质量钢材仍需进口的问题，突出了中国制造业调整结构的必要性。D．综合三则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但我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解决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践行工匠精神。【小题2】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国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未解决问题，积极水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忱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囯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摘自《光明日报》

金庸的权力观

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趋向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靠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l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的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