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常读常新的“五四”，已伴随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抹青春记忆。

对于“五四”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丰富的阐释。具体说，它指称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体，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的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屈辱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因此，事件后的第三天就有学者对其精神现象作了概括。作为五四运动主体，学生身份的罗家伦直接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与“民族自决的精神”；作为导师的陈独秀则将之呼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的精神”。

从外延上看，“五四”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可以囊括自《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化大潮和思想命题。追溯五四运动前十年，呼唤青春应该说是文学与思想界的时代强音。时至“五四”，这一声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先驱为这一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携手共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李大钊以《青春》为题劝告青年：“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陈独秀则以《敬告青年》与同仁共勉：“我辈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春中国”之构想，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青春”主题，基本元素集中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很容易形成共识，而在关于“五四”的价值、意义等问题上，近百年的时间里曾出现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当年，“研究系”的刊物《晨报》与革命党人的刊物《民国日报》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周年纪念时出现了不同的发声。之后***与国民党对“五四运动”也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考察近百年的“五四”研究学术史，学术界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也都在不同的学术视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和感悟。

对“五四”这样一个既不是短时段也不是太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书写来说，具有回归与再撰的双重要求。百年“五四”，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中时段：一方面，鉴于“青春”主题已经在原有本色上被年轮涂刷上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缤纷炫目的彩釉，当下的整理研究就有必要溯源正本、剥茧抽丝，以得“始终”；另一方面，再撰的目的无非是在回归的前提下，重新书写“五四”的林林总总、逶迤曲折，从而进一步建构起“五四学”的学术思想谱系。对此，雅克·勒高夫说：“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无疑是把握或拿捏历史分寸的瓶颈。体现这些不同时期记忆史面相的是各种史料，只有大量收集，从中甄别，我们才能观察到“五四”历史之全部面貌、演进和重构之脉络、“五四”之永恒青春精神，才能以立体生动的历史记忆梳理“五四”的“来龙”、展望“五四”的“去脉”。

对“五四”的纪念，各个时期的报刊舆论也都充满了变化的时代感，这些公共舆论所构建起来的现实意义无疑都是为了解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变化，“五四”记忆和精神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表现出最强的时代声音。同时，五四运动也成为诸多城市记忆之一部分，省域的、地域的、城市的，无论哪个层面，都体现出地方记忆对“五四”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最显著认知。

郁达夫撰文纪念鲁迅时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借鉴这句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要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称得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有历史却总被遗忘，不能为其后人铭记，则是悲哀的、甚至是灾难的。从这里出发，为百年来一直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符号———“五四”，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起一座历史博物馆，这是梦想，是情怀，更是担当。

(选自张宝明《钩沉一个民族的青春记忆》，有删改)

①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 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 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 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②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 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 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大师，也是出现在这个时代。

③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注①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 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 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 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 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

④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 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气息。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 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 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⑤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 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⑥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 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 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 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

⑦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 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 发现中了！

⑧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 要的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如，子敬云：“从 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着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节选自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