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意

汤一介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求甚解。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是爱看。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还有不懂的地方，但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

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

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而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心领神会。

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解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对《论语》或《道德经》“甚解”了呢?没有吧。

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

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都要求“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得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

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了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是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读《项羽本纪》，都会注意到对城下决战的精彩写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后一幕的重要情节，让人印象至深。“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在太史公笔下，和项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当的，还有刘邦的《大风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的“气”，须是有盖世之气方得。高祖“泣数行下”与“项王泣数行下”的表情记录，完全相同，一字不差。项羽歌“力拔山兮”，刘邦歌“大风起兮”，虽一胜一负，一败一成，一枯一荣，但各自均“气大敢做”的两位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却有相近的表现。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悲剧结局，自为壮歌，“泣数行下”。一个成功的英雄，面对“神光一万八千里”，“西南扫地迎天子”的胜利庆典，同样在“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之后，“泣数行下”。

在刘项故事两处各见“泣数行下”四字的背后，太史公有什么深意吗？对于项羽与刘邦之歌哭，太史公笔法近似的描写，是否意味着有意在二者之间的情感天平上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等衡，以此提升项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关项羽言行的记述，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而郭嵩焘特别指出，“垓下”史事的记述，“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宇”，太史公对项羽事迹的回顾，固然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实的记录，应当坚持了严肃史家的清醒。就刘邦“酒酣”唱“大风”故事的描写，李晚芳有评价“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泣数行下”是否可以理解为“豁达”的表现，我认为还需要细心体味。而有的学者对刘邦这样的分析或许与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即功成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寂寞与孤独，说不定也是让帝王垂泪的因由。

顾颉刚认为《史记》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从刘项自为歌诗又“泣数行下”的记述形式中，或许可以体会太史公“史学见解之深辟”。

（摘编自王子今《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