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关系与弱关系

加拿大心理学家苏珊•平克在《村落效应》一书中指出，如果沟通是最为人性的行为，因为它出现于伊甸园里的面对面互动，那么随着我们日益远离紧密的、原始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她用大量轶事和统计数据证明，面对面的互动、所谓村落效应有许多益处。“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从一种善于解读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这一规律：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租房，较弱的社会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为什么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朋友或同事的伴侣或者伴侣的同事，找到最合适的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工作，以及配偶？因为家人和密友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背景、人际关系和兴趣都太像了，所以我们的信息也往往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弱关系能为我们架起一道通往新信息的桥梁，我们的泛泛之交往往知道我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不知道的信息。社会学家西蒙•朗格卢瓦发现，将近一半的政府雇员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雇员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弱社会纽带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蓝领工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84%的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者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人找到工作的，但只有19%的蓝领工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研究证明，穷人更依赖于强关系，他们虽然需要很多信息，但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和亲密朋友以及直系亲属的强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人际资源更少。有学者说，穷人对强关系的绝对依赖正是贫穷可以自我延续的原因。

不过强关系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强。“最弱的关系，比如脸书上的好友之间的关系最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介绍新工作、推荐几家餐厅，那么这些弱关系确实有可能帮上你的忙。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内在的帮助，如跟一种可怕的疾病抗争，网络关系就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互动了。或许因为现场互动可以让负责社会认知和奖励的大脑区域产生更剧烈的活动。”

（有删改）

月到天心

林清玄

二十多年前的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要回到家里差不多是摸黑的，平常时日，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

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淀下来，丝毫没有了黑夜的恐惧。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条山路都清清楚楚地延展出来。

乡下的月光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它的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墙垣内部微微地渗出，有时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

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灵。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

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的发到脚尖的指甲都感受到月的清凉。

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人提灯为我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

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如绘。但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些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是真实。

长大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片月，它独一无二、光明湛然，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上的月亮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

这是为什么禅宗把直指人心称为“指月”，指着天上的月教人看，见了月就应忘指；教化人心里都有月的光明，光明显现时就应舍弃教化。无非是标明了人心之月与天边之月是相应的、含容的，所以才说“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江水千条，条条里都有一轮明月。从前读过许多诵月的诗，有一些颇能说出“心中之月”的境界，例如王阳明的《蔽月出房》：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确实，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开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了吗？只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亮了。还有一首是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只有微细的心情才能体会，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

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有月，则月亮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

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