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材料一：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是指庙会的时间界限非常鲜明。庙会一般集中在春季，农历正、二、三月最多，尤其是正月庙会最为繁密。这是由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春耕季节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北方农村的耕作以春天为始居多，庙会就自然成为耕作的准备。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使带有神秘色彩的庙会祭祀活动在春天繁盛，人们的愿望和担忧等心理因素，在庙会中化为具体的形式。庙会在初一和十五前后为最多，最长的如淮阳人祖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期限长迭一个月。较短的只有一天，一般的庙会在三天左右。另外，庙会的期限还表现在以著名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的生日、忌日为庙会高潮。夏收、秋收季节一般来说没有庙会，即使有，也只是小型的一天就结束的“小满会”之类的庙会。这种季节性体现出庙会与农耕联系的特点。

（摘编自高有鹏《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

材料二：

（资料于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注）以上统计为清末民初澄城县一年中61个村镇举办的198天的定期庙会统计。

材料三：

庙会中使用的各种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反映的对“官方符号系统”的嘲弄，是庙会狂欢精神的一大表现。这种借神灵之力以反传统的做法，在城隍庙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隍出巡的队伍行列中，往往开始都是銮驾仪仗、三班六房的书吏衙役，然后才是各种杂耍舞队。前面有铜锣开道，扮演者高举“回避”“肃静”大牌，还有旌旗伞盖，完全模仿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排场。在福建的神道出巡活动中，如果省城隍路遇瘟部尚书，城隍的神位要停在路边，尚书的神位则在路中央，代表城隍的香头要趋前三叩，表示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请求恕罪。代表尚书的香头则挺胸凸肚，抚慰告诫一番。这种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限制，人们扮演着现实生活中距离极为遥远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们不能超越或反抗这种“官方符号系统”，而只是在“应用”，并不是在摧毁。正如克劳克所说，这些东西“有时允许被用来对文化的既定秩序进行挑战，但通常其结果则是维护这一既定秩序”。

（摘自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材料四：

来自原始宗教的庙会的狂欢精神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了世俗化或从“娱神”到“娱人”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庙会狂欢的调节器作用十分明显：远古社会宰牲以谢神，变成庙会游神期间的大吃大喝，满足久违了的食欲需要；原始的歌舞仪式和群众狂欢，变成后代的各种集体娱乐形式，以满足压抑已久的声色本能；伦理道德对男女、服饰、举止、交往的诸多限制，也在宗教信仰的借口下被冲破……可以说，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理性活动，特别是被扭曲了的理性活动，需要非理性的活动加以调节，非理性的形式中可以潜涵着一种理性的目的。如果辩证地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理性”约束其实很大程度上倒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而表现形式上的非理性行为倒有很大的理性意义。   

（同材料三）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筒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