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的胡杨

史建新

一道又一道沙梁上，胡杨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散散地耸立着。近看空旷，远望一片苍茫，落落寞寞，却是另一番景致，而那一树的叶片，呈现着的金黄色已是金壁辉煌了。

走走停停，我们在荒无人烟的胡杨林踯躅，一行四人，被这无以伦比的美景陶醉，竟忘了还要去办的正事了。

逶逶迤迤的一道沙梁，梁顶上痴痴地立着几棵胡杨，叶片团团簇簇。树干足有合抱粗，树顶却稀稀地散着一树的黄叶。四周没有一丝风，静静的心里便生出一份感动。同伴都在各自心仪的树旁拍照，我却望着眼前的金黄色愣怔在了那里。

条条树枝硬硬地向上挺立着。一年到头它们要经历多少风沙，可树枝却是向上的，迎着风的。叶片，金黄金黄的。 金戒指、金项链，那种黄只是小里小气的一点或一串，而这里却是一树一树，成片成片的金黄啊，站在这里，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座豁然打开的金山了。

我惊喜着，感叹着，轻轻抚摸着这高贵的颜色和这让人无法相信的树木。虽然已是深秋，树下却没有一片落叶，片片黄黄亮亮的叶，在枝杆上轻轻地摇着头，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什么。每棵树上都奇怪地生长着三角形、柳叶形和椭圆型三种叶片。三角形的叶片厚实，叶面布着点点伤痕；柳叶形的单薄，却片片金光闪闪。

胡杨的这种黄，与沙土的土黄有着天壤之别，沙土的黄是那种让人看了心里生腻，让人心生苍凉的黄。那是病态，是冷漠，是恐怖，是死亡的象征。而胡杨呈现的却是一种高贵，是雍容，是皇家的颜色，皇家的专利，皇家的象征。

沙漠里的植物原本是那样的稀少，这里却因了太多的金色到处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生命的海洋。从一棵棵树的背面向着太阳望去，我被笼罩在金黄里，我的周身煌煌地不可思议地反射着胡杨的叶色，在这一刻我的五腹六脏，我的毛孔，我的皮肤，我的一切被这种颜色蒸腾。我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闭着眼，我感觉自己飘浮了起来，像驾着一片祥云在金黄色的世界里翱翔。

千百年来，黄色在人间被神化，人们固执地认为，只有皇族才配披上这黄色，可胡杨却毫不谦逊。每年的深秋，它都以这样一种壮大的形象展示在人间。

苦难深重的胡杨，最后时刻却演绎成了这种人间少见的形态，演绎出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灿烂啊。世界有哪一种树如这般苦难，把生命绽放到这般极致呢。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才在这一刻暴发；许是有了那深深扎在沙漠的根，才让叶那样的坚韧；许是烈日的毒辣，它才这样昂扬着；许是没日没夜狂风沙粒的吹打，才让它最后这样高贵……

我张着嘴，痴痴地在林中呆愣着。

城里的杨树叶也发黄。可那是一种凋零，一种衰败。轻轻的抚摸，便飘落手心，颜色寡黄淡白。一遇风，叶片便急不可耐地落了。胡杨金黄色的叶却是不轻易落下的，在这里，它将金黄留到深冬。它只有到来年春天，新的一代开始萌动时才肯离去。

在另一片葱葱郁郁的胡杨边我们驻足，那棵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树，依然从顶上抽出一丛一丛的枝条，在夕阳下泛着金色。它的皮龟裂着，我仔细的数，共有七大捆。每一捆都向外弓着、裂着的一捆树皮，又分为几十层。这棵胡杨，应该有四五百岁了罢。可是它仍然郁郁葱葱，仍然顶着满树的金光。

我在美仑美奂的金黄色中漫步，四周是金黄色，头顶是金黄色，满天都是金黄色啊！我多想躺在这里，与它们共生共死。可是我不能、我不配。在它们面前，我只是世间一只可怜的蚂蚁，而焕发着满天金色的胡杨，却携带着浩气，生发出让人耀眼的光芒。灿灿的悬在大漠的天空映照着沙海，映照着西天，映照着无言的天穹。

枯枝败叶在我的脚下吱嘎吱嘎作响，几个世纪的残枝被雨水风沙固化成坚硬的碱壳，面目峥狞地坦露着。树与树之间，除了沙就是延伸着的胡杨的尸体，可谁又能想到在这里，在深秋，在万物肃杀的季节，它却生成了这样一道惊心动魄的晚景。

这不是它的一生，这只是它的一年；这不是它的全部，这只是它的一季；这不是它的全貌啊！这只是它三千年中的一瞬。可这一瞬却映照的那么耀眼，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我的心灵，永远定格在塔克拉玛干的上空。

滚滚塔河东流去，带走片片真情，茫茫巨龙下东海铸就生命的永恒。固身在这里，坚守在这里，坚守着生命的理想、原始的本真、永恒的贞操……

它不似香山红叶般受万众瞩目，更不如峨眉松柏让人称颂。它没有名花贵树的地位，连草原都被宠爱着、唱颂着、成了北方人的母亲，而它却没有……但，正是有了它们的寂寞，才使我们欢歌笑语地镇守住了多少城镇、村庄、镇守住了我们的暖暖的家园了啊！

在作品中不朽——纪念李伯安先生

孟会祥

李伯安先生的画,使我从十几年前看到的第一眼起,就被震撼。这种震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减。 2014年5月2日,我收到好友黄天奇先生的短信,他说,这一天是伯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我的心一揪,一种郁结不散的压抑感攫紧了我。

李伯安先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944年,是20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

李伯安面目清癯,身体孱弱,讷于言辞,平生不惯世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全部集中于艺术。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又受知于作家兼画家冯骥才。李伯安什么也不需要,只欣慰于得到鼓励,便有豪情万丈的创作激情。作为黄河之子,从1988年起,他就将目光转向黄河,用人物画来表现黄河的精神。他起初的设想是画一幅黄河自源头至入海口的长卷,然而一旦动手,方知工程过于巨大,遂将表现内容缩至仅画河源一段。他先后三次奔赴黄河之源,去探寻藏民生活的奥秘和风情。十年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基本完成了这幅高1.9米、长122米的长卷。由于画中的藏民生活在黄河之源,而黄河又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因此该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全画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族人物,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十个部分。精彩绝伦的画面,犹如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高原生命赞歌。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浩然大气的节奏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使《走出巴颜喀拉》当之无愧地跻登中国人物画经典之列。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杰出之处,一为大,一为新。通常,中国艺术长于短章,缺少宏大叙事;长于闲逸轻灵,短于深厚壮丽。《走出巴颜喀拉》深厚的人文背景是黄河与五十六个民族吾土吾民的历史与精神。李伯安借助对藏族人物的刻画,唤醒了人们久已尘封的宗教般的情愫,庄严而又肃穆。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准确造型,与刻符、岩画、雕塑、舞蹈等原始艺术融会贯通,三代秦汉的民族血气,顿还旧观。其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细腻精到,而衣着、场景又大笔渲染,整个画面工细到极致,又写意到极致,似有笔有墨,又似无笔无墨,中西交汇,法度全新,现代美术的瑰丽,在此呈现。

不夸张地说,如此史诗般的作品,李伯安之前没有,李伯安身后至今没有。有的评论家把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与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提并论,它当之无愧。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倒在这幅长卷之前。像《红楼梦》伟大的残缺一样,《走出巴颜喀拉》的第十部分只是草稿。为了心中的艺术,李伯安把自己完完全全融进了巴颜喀拉那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想李伯安先生一生郁郁,乐荣有限,而天地不仁,偏偏不假其年!在世之时,魂牵梦萦的是画;撒手之际,恋恋不舍的也是画。他将灵魂熔铸于画中,升华于画中,他也在作品中不朽!

冯骥才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今天的人更多是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09期)

（本报评论(评甲论质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选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塞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清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着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团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本报记者 倪浩 魏洋）“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牍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新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本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著“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本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垃圾政治

我们通常也就是把垃圾打成一包，出门走上几步，将这些生活的“废物”扔进垃圾桶。当清洁工们拉着清运车把它们弄走，我们似乎觉得，它们就此消失了。

根据有关数据，这种因垃圾而生的纷争和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极可能扩大化、普遍化，因为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即达41个,项目遍布国内16个省市自治区。

一个不争的背景事实是，垃圾正在包围城市，我们产生垃圾的能力远远强于我们处理垃圾的能力。然而在解决垃圾围城的危机之前，政府首先遭遇了信任危机，传统的执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垃圾处理，从政府角度是行政职责所在，从专家和研究者角度是技术和科学问题，从垃圾处理企业角度是利润问题，从民众角度则事关个人权益。当这种种利害纠集到一起，便远远超越了一个环保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反对派民众在历经与政府的冲突之后,拿出了己方有关北京垃圾处理的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而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在2月下旬派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的7人考察团中，给予反对派意见领袖一席之地，从而于垃圾困局之中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