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紫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待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客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

陈炎

如果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那么就有其潜在的“矿藏”。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弘扬国威，而且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善生活，而且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进行科学实践。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等，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的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多少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而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两极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时时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这种文化资源不大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陀，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而中国文化的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艺术与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素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

材料一：

中国从“墨子号”的投资中获得了回报，完成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以及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中国凭借在《自然》周刊上发表的这两项成果确保了在量子通信这一未来通信技术领域的至上地位。该技术主要可以提升通信过程中的安全性。

这枚科研卫星于2016年8月16日发射，在距离地球500公里至1200公里处的低轨运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带领的团队完成了三大实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密钥分发，此前这些实验仅在地面的光导纤维中完成过。

（摘编自《中国已成量子通信技术先驱在该领域拿下两个世界第一》）

材料二：

中国仅用一年时间完成既定两年的科学目标，“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取得的成绩让科学家们备受鼓舞。他们提出新目标：构建量子通信全球组网。量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具有不可克隆和不可分割的特性。换句话说，若以量子作为载体来传递密钥，窃听必然会被发现。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提出利用卫星实现星地间量子通信、构建覆盖全球量子保密通信网的方案。

2016年8月16日成功发射的“墨子号”是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卫星已相继完成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纠缠分发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三大科学目标，成为量子通信通向实用化的“关键一步”。

潘建伟说，“墨子号”的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是由卫星发射量子信号，再由地面接收。实验结果表明，在1200公里的通信距离上，卫星平均每秒发送4000万个信号光子，一次实验可生成300千比特的密钥。这项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技术基础。“墨子号”的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则是由地面发射纠缠光子，再由卫星接收。这项成果为未来开展空间尺度量子通信网络研究等奠定了技术基础。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建宇说，实现量子通信全球组网所需的卫星个数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卫星轨道，“如果是在地球同步轨道，理论上有三颗卫星就能覆盖全球。”他认为从实用角度来说必须构建由高、中、低轨道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卫星发送密钥的时间也将从当前“墨子号”每次过境开展实验的10分钟延长到数个小时。

潘建伟说：“如果国家支持发射多颗量子通信卫星，那么有希望到2030年左右，建成全球化的广城量子通信网络。”面向全球，中国科学家正在基于“墨子号”与国际同行开展合作，下一步将与欧洲量子通信团队联合进行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地面站也正在为与“墨子号”对接做准备。

（摘编自《中国科学家提出构建“量子通信全球组网”》）

1月10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的联合采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5G将带来什么？如何推动？

苗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日益凸显，5G具备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连接的特点，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入到各行各业，加快生产活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升级，激发出如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医疗手术等各类创新应用，改变我们的社会。5G将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不仅要建好5G，更要想方设法解决好5G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加快促进5G终端成熟。5G芯片、终端的研发进程正在全力加速，力争5G终端尽快与用户见面，部分企业有望2019年中推出供用户测试使用的手机。加快网络建设进程。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放了5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下一步将开展5G规模试验，着力打造城市级的高质量5G精品网络。加快培育5G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基于C-V2X的车联网标准体系、产业协同和示范应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和5G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5G与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的协同创新，集各方力量共促5G应用发展。

（摘自《中央发布未来动向 城市级5G网络成为发展重点》,《人民日报》2019年1月11日）

（资料：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继制裁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华为不断进行打压，可一直拿不出证据。

美国为什么要在科技领域制裁中国？无非就是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速度越来越快。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快速增长，用不了10年就将超过美国，这让美国意识到按这种速度发展，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借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与过去相比，中国在5G技术中已经获得国际领先地位，和美国已经可以分庭抗礼。然而，美国的制裁没有让中国停步。据媒体报道，我国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5G网络。从我国三大运营商的实验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5G网络的商业布局已经展开，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布网测试。

（摘自《美国制裁也没用，中国的5G即将到来！》，2018年4月网络新闻）

5G的未来很美好，但在具体应用时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网络实施方面，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时间上看，网络实施任务艰巨，需要大家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投资效益也是摆在运营商面前的重要挑战。5G投资需要大规模投资，未来5G基站量将是4G基站量的2倍，5G网络建设对运营商的投资要求至少是4G的1．5倍。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是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也是难题。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但是垂直行业和2G市场完全不一样，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需要完全定制化，用户认同也需要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我们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这和4G以及过去的3G完全不一样。范式变革也是面临的挑战之一，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无论是运营商公司内部，还是合作伙伴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价值体系可能都需要发生变革，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

（摘自《5G商用四重门：美好的未来和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