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还可能有农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自秦以降，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实行逐级管辖；都筑有城墙，宫殿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

在一个农业社会，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除了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因为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

东汉末年分裂割据．饥馑反复，战乱频仍，宫殿毁坏，朝廷无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比例相应增加；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首都与大城市中形成特殊的景观。

唐都长安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五条干道宽百米以上。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各坊建有坊墙、坊门，坊内为居民住宅、宫衙、佛寺、道观等。两市筑围墙，市内店铺、作坊密布，商业繁荣。三渠引水入城，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人口最多、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对居民的生活有所影响，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这些局限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结合《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功能》）

材料二：

表一  2006-2016年中国城镇与乡村人口数量变化

（图表：国家统计局）

表二2008-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变化情况

（图表：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高速发展，逐步进入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城市建设目标从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为主开始转向对生态、人文、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等立体的价值追求，尤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城市向着“智慧化”建设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条件越来越成熟，城市管理形成以数据为驱动的城市决策机制，使城市功能和产业的转型更加显著，为城市创造以技术为驱动的商业价值，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有机生态城市系统。

早在90年代，IBM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概念后，中国也在1995年启动数字城市建设，这是中国智慧城市的1.0版本；随着2008年“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再次进入到3.0感知智慧城市时代；在2013年，WiFi、3G/4G的网络传输与云计算、大数据的后端数据存储、处理与分析的技术进步下，4.0认知智慧城市时代开启；在不久的将来，数据积累以及传输带宽和速度的再次腾飞，使得智慧城市迭到整体架构协同管理，“人工智能城市”的时代也将到来。

中国城市的政策方向则回归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城市的发展都围绕着“高效、惠民、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城市建设迎来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但是，近年来“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高的城市效率、更优的城市运作、更适合居住的城市环境……成了国内城市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摘编自艾瑞《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城市展望研究报告》）

我们应当怎样传播经典

王呈伟

①文化经典之于国人不仅象征了传统文化中的泰山北斗，更是民族一脉传承智慧的皇皇巨章；在老百姓眼里，那是读书人才能触摸到的高度，而自己无缘进学，只能算作殿堂外的旅人或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的“说论语”使文化经典的阅读贴近了大众的生活，应该是文化普及中一次有价值的实践。

②其实历朝历代注《论语》，释儒学的学者可谓太多，不过他们所秉持的观点和解读的角度都是从对百姓的思想教化入手，以此来维护社会规范秩序；文化经典的传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宣扬统治者观点的浓重色彩，成为特权意识或统治观念的载体。当学者们蘸着时代的流行色去润色原著的底色时，文化经典的意蕴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今天，就传播文化经典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是继承秦汉以来的儒学，还是两宋之后的理学？抑或是上溯到先秦的儒家？

③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学者把历史的真实和版本的故事嫁接起来，运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讯传媒，让视听大众走近了传统文化的艺术殿堂。不过学院派的学者大多坚守自己的学问准则，即使研究一辈子悟得其中一小部分，也只把这点心得变成大学课堂的讲义，不和老百姓搭界。因此如何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转播到老百姓可以拿来引用的层面，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学人必须作答的问题。

④横向比较一下其他民族的经典文化传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他们的经典特别注重把道理的深意融化成生活的小事，而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尽量接近大众的生活，让百姓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感悟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播的内容应当是重叙事而非强化理论的，重感悟而非强调灌输的，重生活而非学术表达的，重朴素而非刻意诗化的，重远播而非画地为牢的文化载体！而我们因为历史的厚重则使文化越来越深重，如此下去恐怕民族飞翔的翅膀就有承载不动的那一天，使民族文化经典沉寂成书馆的摆设。当文化滤去了历史的沧桑和传承的沉重，体现出一种平民思想和民主意识，相信传统文化的传播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⑤目前，电视上读经典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视听大众避不开的文化话题。那种生动而非刻板的，生活而非学术的，平民而非精英的，普及而非个体的讲述方式，终使文化经典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歌其食”、“劳其事”的日子。其实大众的需求就是讲者把藏在书阁中的藏品以一种趣味性而非陈列式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⑥话说回来，目前的文化传播还只停留在热烈地回味民族文化经典的层面，要激发出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智慧，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还须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普世教育家的情怀和本色。

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近期出版《唐诗排行榜》一书，引发广泛关注。该书根据唐诗入选历代选本、历代文人给予点评等方面情况，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每首唐诗的影响力指数，据以排出了唐诗名篇的“座次”。该书上市以后，学界、媒体以及网上颇多质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该书采用排行榜这一形式，是为了博眼球，是“恶搞”经典；有人压根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引入统计学的方法，质问“我们的文科教授怎么成了数字的傀儡”；作为武汉大学教授，作者将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有人认为有“炒作景区之嫌”；李白的诗最高排名仅仅是第十（《蜀道难》），而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排到了第三十一……

面对众多的批评和质疑，王兆鹏先生则认为自己并非“娱乐大众”地“恶搞”，而是用学术精神、科学态度来做经典普及。该书在前言中明确交代了做排行榜的学理依据、操作方法和学术思考，这种方法得到统计学家的认可，科学性毋庸置疑。至于唐诗排行榜，是对唐诗的影响力——即不同作品在接受史上受关注的程度——进行统计分析，而不是根据作品艺术的优劣好坏来评比，两者是不同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