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家之义

夏海

①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使义既内敛为行为主体的品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播种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为主体行为，把义由抽象的价值准则贯穿到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之中，拓展了伦理道德实践的空间。在儒家看来，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更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范畴。

②义是人性的规定，孔子虽没有对人性作出判断，但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人的品性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虽然不无唯心倾向，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激励作用。这是告诉人们，所有道德行为都源自于人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孟子以羞恶来界定义的内容，是对儒家之义的贡献与发展。

③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根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论语》经常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与义有关，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是为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孔子鼓励君子为官从政，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大众服务，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根基却是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和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用义来规范君臣关系，明确提出君臣有义的观点，这与孔子有着些微的差别。在孔子那里，君是臣服务的对象，臣是君的下属，上下等级关系比较分明；孟子则注重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其行为具有引导、统率作用。为此，孟子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大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纠正君主的错误。

⑤儒家之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道德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历久弥新，成为影响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的主导力量。

（有删节）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 “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 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连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騁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倡议。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

宋瑞

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明确，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提出了新要求。

②不管是从人的需求来看，还是就其所对应的供给而言，文化与旅游皆由千丝万缕粘连于一体。从需求来看，不管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史传统，还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的现代追求，旅行都是人们了解文化、体验文化的重要方式，文化是人们不断抵达而又重新出发的牵引所在。就供给而言，从资源、产品、活动、项目建设到地方发展，文化与旅游皆是唇齿相依，难分彼此。举世闻名的长城、故宫、兵马俑、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抑或出神入化的旅游演艺，特色浓郁的古城古村古镇、主题公园、文化小镇，以及花样繁多的文创产品，乃至每一座城市、国家的旅游形象宣传，无一不是文化与旅游的“连体”。诚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所言，“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

③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其实质就在于“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具有两层含意：一是在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都要充分体现文化内涵，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手段，将更多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文化要素转化为深受当下旅游者所喜爱的旅游产品，用文化的养分滋养旅游；二是要在既有产业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发挥旅游的事业功能，除关注旅游的经济效益外，更加关注旅游在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区域发展、促进文化发展、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也有两重含意：对内而言，就是要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旅游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旅游的产业化、市场化手段，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让更多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发挥作用；对外而言，就是通过旅游传播中国文化，体现中国软实力，通过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双向的人员流动，增进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④要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除却组织机构的调整外，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例如，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体现中国软实力的角度，制定国家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定文化和旅游“走出去”整体方案；对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相关管理规范、行政条例、项目审批、行业标准进行必要的整合；建立统一的文化和旅游业统计体系、产业核算体系和政府考核体系等；梳理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各种国家级基地、示范区、试验区、园区和工程等，对其进行分类整合；兼顾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需要，对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旅游设施进行整合；选择部分依托国有资源建立的重点景区景点，实施与博物馆、文化馆等类似的管理体制和门票价格管理制度；充分发挥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和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旅游功能；打通文化和旅游的教育体系及人才培养渠道，培养复合型人才等。

⑤文化者，以文化人也，而旅游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化人”途径。当今世界，文化正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旅游则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必需。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