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生活”。一般来说，生活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人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既指人当下的生活，也包括人整个一生的全部生活。因此，生活即人生，美好生活既指当下生活美好，也指一辈子生活美好，即美好人生。这就是中国古典“五福”幸福观所表达的意思。

②人的生活受家庭、社会等外在条件影响和制约，但其状况更直接取决于生活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影响生活状况的主观条件包括许多方面，而其集中体现就是人格。人格是一个人人性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它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生活得好坏来说至关重要。有好的人格才会有好的作为，有好的作为才有高品格的生活，而这种高品格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

③人格由观念、知识、能力、品质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教育、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人格是判断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实现的程度。人性包括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规定性，是由这些潜在规定性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整体，而谋求存在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尽相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并通过人格见之于人生。

④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成熟，人格的发挥则是人的生活，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现实生命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人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个结构中，人格是关键性因素。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行为——满足，而在人这里，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需要——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积极结果，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发展。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实现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并具有一贯性。

（摘编自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局面非常动荡。朱光潜同情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与革命活动，他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子。1924年6月朱光潜发表了《私人创校计划》，指责官办教育腐败，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等改革教育的主张。1925年春天，朱光潜与友人一道创办了上海立达中学，后来又成立立达学会。他们希望从改革教育入手，通过独立自由的新型教育，培养一批有舍己为群精神、具备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与方法的理想人物，进而改造国民，改造政府，改造中国。他们接着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名为《一般》的杂志。书店用“开明”二字，是因为他们志在开展启蒙运动；“一般”则是面向中学生，寄希望于对青年一代作启蒙主义的教育。朱光潜此后的许多著述都是在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的。从1926年到1928年，他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十二封信，既告诉青年在当时不完美的世界中应如何做人做学问，又告诉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不良习俗的诱惑与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这对当时的青年，有如一阵阵警钟，又有如一帖帖清凉散。后来，人们称朱光潜为“开明人”。

1925年夏，朱光潜接到了安徽官费留英的录取通知。从1925年到1933年，朱光潜在英、法、德留学八年之久。虽是官费留学生，但官费经常发不到手，经济拮据，于是朱光潜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况且，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反倒能促进更细致的思考。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文艺心理学》《谈美》也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1933年，朱光潜从马赛乘船返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给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的课，反响非常热烈，于是朱自清邀请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据当时在清华听过朱先生课的学生季羡林说：“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季羡林还说，朱光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1963年，朱光潜完成了高教部全国高等文科教材会议委托他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这部50万字的扛鼎之作是他后半生的心血结晶，他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并非过誉之词！朱光潜为写这部书，几乎把西方美学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都逐章逐节地翻译了过来。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很难找到一本在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尽方面胜得过这本“美学史”的书。

如今，朱光潜走了，但把美留给了人间……

（摘编自宛小平《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

杨绛：带着有香气的灵魂回家

崔滢

“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

这是杨绛先生鲐背之年写下的句子，她把现代很多人为之挣扎的地方叫做名利场。而她自己则早已从中跳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位大家面前都是浮云，仿如看戏。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

①命运给了她105岁的寿数，却没有对她心慈手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轻柔南方口音的女先生将这些痛苦当作了修炼。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曾落在杨先生头上。正值中年的她思考了很多：“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遭受一场意外的打击，杨先生却将之看作很好的磨练，又让自己的修养上升一个境界。她曾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灵魂的香气仍存在于她的著作中，毕竟，她被命运磨练得不少，也收获了不少。

20世纪给了杨先生太多悲欢。既与所爱之人共度一生，被钱先生称为“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又把女儿钱瑗培养成了“生平杰作”。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在两年内先后去世，“我们仨”走散了。

在杨先生80多岁时，曾经幸福的家只剩她一人，但杨先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入全部身心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并在2000年出版。

该书中，苏格拉底说：“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不灭的灵魂是杨先生所相信的，也是她的读者们愿意相信的，她在另一本书中说：“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

原来这一切悲苦，都是对灵魂的修炼，让它能带着足够修养“回家”。但如果灵魂被腐蚀，兴许会散发臭味而不自知。如杨先生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惭愧，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

百年修炼，杨先生保持了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她深居简出，悉心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并最终出齐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在104岁时，她还在写“杂忆与杂写的补遗”，并对自己的小友说，“还是要东想西想才好玩”。

在德国教授莫律祺看来，杨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她有积极的世界观。他与妻子莫宜佳（《围城》的德语翻译者）对杨先生有个生动的总结：“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②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先生的处世态度，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生命的最后，她跟死神也不争--她嘱咐，如发生意外，医生不要抢救。于是，今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那带着香气的灵魂平静地出窍，“回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