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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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百度百科)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有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等职务。

(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