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桥

罗翔

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也会发生。春节前，不该下雪的南方就下了一场大雪，而且一下就是一个来月，地上凌得像抹了油的玻璃——透明而又滑溜，不仅机动车在上面行驶会打滑翻车，人在上面走也会经常摔倒。

管交通的副镇长马明坐在床上，左手摸着缠满绷带右膀子。他朝窗户外面望，外面有了些光亮，不知道是雪的反光，还是天色已经放亮。这时，他的手机急吼吼地汪，是护桥员老周打的。“马镇长，桥栏杆被车撞了，你快来！”他吊着膀子出门，心里苦苦的。

老周见马明来了，指着桥栏杆说：“你看，桥两边的栏杆都垮了。左边的撞了两米多，右边的撞了足有四米，栏杆挑着，被一根细细的钢筋拽着，随时都会砸进河里。要是这时有车从桥上过，一打滑就会掉进河里去的，这多么危险啊！”

副镇长马明绷着脸吩咐：“老周，你去弄几根楠竹来绑在栏杆上，把那挂在树上过了期的广告红布扯下，在上面涂上危险两个字，缠在楠竹上，禁止人和车辆通行。”老周屁颠颠地跑去买楠竹。马明就像一个警卫员在桥上走来走去，生怕过路的车和人挨近那断了栏杆的桥面而滑到河里去。

马明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看着兴隆河上这座年过半百的“兴隆桥”，它不再兴隆和兴旺了，它和年过古稀的护桥员老周一样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桥面千疮百孔，桥身多处破裂，栏杆摇摇欲坠。

桥两头的桥墩上，早已竖起了危桥的标志牌，车辆禁止通行。可是通往镇里就这么一座桥，不让车子走也不行。老周经常向那些司机磕头作辑说好话。为此，他这个管交通的副镇长不得不经常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抱怨，我哪里是副镇长，分明是一个桥长。为这桥，建桥报告他马明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可就是没有结果。他先是找到市里，市里说这事该交通局管，交通局说这桥建在乡镇公路上，乡镇公路应以乡镇集资为主，可现在谁敢向老百姓伸手啊。马明就只得再一次去找交通局。交通局说，你不能光找我们呀，桥是建在河上，你也应该去找河道管理局。马明听这么一说，就两边找，而两边都不表态，相互踢皮球，踢得马明火冒三丈鼻青脸肿还望着别人软笑。

马明没办法就去跟党委书记汇报。书记听了，脸色有些不好看，就对马明发话，你一个副镇长，就这点事都办不好，叫我怎么说你好呢。反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就是钻天拱地，求神拜佛也要弄钱来把这桥修好。

老周拖着楠竹来了，他俩把楠竹绑在栏杆上，又把写有“危险”的红布绑在楠竹上。

马明要去市里找市长。他对老周说，市长不表态，他就赖着不走。

马明到了市里，可是市长却下乡镇去调查灾情去了。

天色已经打夜影子了，还没见市长回来。正在马明着急的时候，市长的车进了院子，马明赶紧从保卫室蹿出来，市长一下车，就被马明拦住了。“市长，我等您等得天都要黑了。”

市长伸出手来与马明握手，“小马怎么还挂了彩？”

“下雪，不小心摔的。”

“为桥的事来的吧？”

“市长……我，我今天……！”

“赖着不走了，是吧？”

马明拿出照相机，要给市长看那危桥的照片！

市长笑着说，“不看了，不看了！”市长用指头指着自己的眼睛，“我都看了，我到你们镇里去，护桥员老周拦住了我的车。其实，桥那么危险，他就是不栏，我也过不去，我也不敢过去。老周还朝我下了跪……！”

市长，您撸了我这个副镇长吧！那危桥出了事，我迟早也是要被撸的！

市长觑了马明一眼，“我可没说要撸你。谁能让它出事呢？你看是谁来了！”马明抬起头，看见交通局长和河道管理局局长，都开车尾随而来了。市长说：“我们刚才都去现场看了，今天我们就和你专题研究这件事。”

新桥开工的那天，马明单独宴请老周喝酒。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从餐馆里歪歪倒倒地出来，副镇长马明突然泪光盈盈，他捋起右膀子，“都说我负伤是喝醉了酒在雪地里摔的，他们真是在放屁！我马明从没喝酒误事。老周，我告诉你，那栏杆是我在那天雪夜里捶断的，这伤疤就是捶那栏杆时，被一根钢筋弹伤的。”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