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于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

(1)我们知道，人的情绪、心理、性格极易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

(2)那么，清旷灵秀的江南山水又对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

(3)学者常常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来阐述气候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相反，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由于上述原因，他便会感到心神萎靡，缺乏勇气。孟德斯鸠的观点虽然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独特的视角却给人以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寒冷的气候使人勇敢、豪爽，炎热的气候使人敏感、消沉，而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则具有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江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着千门万户的变换，但基本的心理图景却由其地理环境所规定。

(4)再就地形地貌的影响来看，黑格尔曾以地形地貌为依据将地理环境分成三种类型，即高原、平原和海岸区域。在黑格尔看来，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别形成了牧业、农业和商业等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亦即江南文化精神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比较江南江北地形地貌的差异来进行阐述。

(5)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我们知道，就普遍的情况来看，北方多崇山峻岭和高原，植被和色彩都显得相对单调。但另一方面，这单调却又是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目光所及，是巨大而高远的世界，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其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的美感类型；而江南则有丰饶的物产、秀美的山川，其植被繁密而多彩，景观变化细微而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期感受着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因此，其文化心理极易被导向精细和柔婉，沈谦评辛弃疾词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呢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正指出了凄迷温婉的江南对人的心理与性格的柔化。

(6)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有着区域特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文化心理也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最能代表江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是稻作，二是舟船。

(7)“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所描绘的就是金秋时节江南地区处处稻谷飘香的美景。((淮南子·坠形训》这样认为：“汾水浊宜麻，济水和宜麦，河水调宜菽，洛水轻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这些都指出了江南是比较适合生长水稻的地区。但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8)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以航海为生产方式的海岸民族，就容易培育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机智沉着的品格；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迁徙不定和马上生涯中，比较容易形成自由奔放、粗犷彪悍的性格。而处于农耕社会的民族，需要的则是对“秩序”的认可与遵从，滋养出的是稳定、平和。当然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主要的社会形态是农耕社会，   ，在大的民族性上——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北，都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我们以为，江南地区的稻作方式使得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凸显得更为明显，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区域特性。因为水稻的生长相对较为缓慢，生产技术要求更为精细，而且水稻的生产过程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急于求成，只能听其自然，耐心等待。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9)而至于舟船，无论是出门代步，还是捕捞运输，对于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其意义都不言而喻。我们知道，骑马坐车与驾船荡舟的感觉差异是明显的，即便同样是驾船，荡舟于山水平远的江南水网与航行于激烈动荡的大海，培育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大海中航行，需要冒险的精神和沉着机智的品格，激发的是人的扩张的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相反，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想法，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舒展、自在的心灵。

(10)当然，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原因时，要注意反对地理环境绝对论的倾向。

(11)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江南文化精神有着先天制约性，它独特的地理背景决定了江南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都区别于其他区域。在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原初本态构成了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12)江南文化精神又不完全受制于地理环境。江南文化精神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生长起来的。正如人的成长一样，其出生时所带有的先天种族、民族的遗传基因固然会决定着他的体格、甚至是性格，但真正影响他情感、心理和性格的是他后天的成长环境。显而易见的是，从远古以至现代，江南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文化特征却有着不同。因此，只有结合对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过程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对其内涵和实质有一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识。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