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注）本数据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虽然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的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达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天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账的主要信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中国青年报》2016年2月16日，有改动）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有改动）

材料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脱贫”一词代替“扶贫”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脱贫攻坚战”的表述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増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记者近日在部分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少数群众一味追求物质上的“获得感”，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为“理所当然”，在热火朝天的帮扶工作中，自己则“袖手旁观”；还有少数群众不愿意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坐等“天上”掉“现金”；有的甚至恃“穷”而骄，为满足自身不当欲望无理要挟，阻碍扶贫工作。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攻坚的对象，也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此背景下，少数贫困群众“参与感”不强，其弊端显而易见。这不仅会导致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白费力气”，难以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延缓乃至阻碍扶贫攻坚进程，而且有可能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少数群众在扶贫攻坚过程中的“参与感”不强，与其自身存在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甚至懒惰习惯息息相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缺位。在从事扶贫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漫灌”、“扶持”、“救济”等思维，习惯扮演“给予者”的角色，没有将贫困群众真正纳入到扶贫体系中，不注重发挥甚至忽视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