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总会给人一些神圣感、威仪感，靠近它们会有一种灵魂被触及的感觉，可是如果把偶像过分的世俗化、庸俗化，就成了“呕像”了。比如河北某地的奶奶庙就出现了手把方向盘的“车神”，对普通人吃喝拉撒声色犬马的欲望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有“钱”必“应”；北京某地的财神庙里的塑像，则直接让裸体的美女坐在了财神爷的大腿上，那“教化”意义，直白显豁，唯恐别人不明白、不掏钱……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民俗，是文化，是发展旅游的需要。

其实并非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但什么叫文化？一般认为，“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俗是自然规律和文明道理在生活中的“形象化”，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无不被“文而化之”。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一些超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以某种偶像、节日、仪规、禁忌、图形等等形式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某种精神的力量，对人们的道德、言行、审美、价值观等进行潜移默“化”，甚至可以渲染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性格。所谓东北人的豪放、山东人的热情、湖南妹子的泼辣、苏杭女子的曼妙，主要是地方文化濡养的结果。

民俗文化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域传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发生学、传播学过程。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层级越高，就越带有超越性和高尚性。一村一落的民俗，只要满足普通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老少平安的基本愿望就可以了。一省一市一个国家的民俗，就必然要承担起更为普适的包容的美好的社会责任。层级越高的民俗，越是摆脱了具体的实用价值的，具有了某种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值得所有人仰望和追寻的“星空”。也就是说，民俗出自于俗，却最终指向雅，包含着从平庸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向上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打着民俗旗号的“伪民俗”，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取巧思想在作祟。那些为了旅游开发编造出来的故事，为了满足违章开车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而生造“车神”，为了贪污腐败不被发现而求菩萨保佑，为了迎合财色双收的低俗愿望而“创造”出一个裸女坐怀的财神像……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伪民俗、恶民俗、丑民俗，是走向了“文化”反面的精神霉菌。

真正的民俗是在民间自发生成的，永远处在不断传播，不断升华、丰富、美化的动态过程中。它符合绝大多数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共同的心理诉求，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都无害，它是所有人共同营造又总能反哺于所有人的“文化共同体”。伪民俗是负面的文化，有害的文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给这种糟粕留下存在的空间。一时的兴盛，迟早会招致灭顶的结果。这一方面是文化自新的内在力量，也是先进的文化思潮、正确的社会力量，以及党和政府恰如其分的干预。民俗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放任自流的民俗经常会跑偏、变质，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说明主流价值观对民俗的教育、引导是必要的。而对民俗发生影响的理想状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适应了文化传承规律的循序渐进，是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基本的认知、审美、心理和既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之后的“移异”。

（选自刘加民《警惕“伪民俗”》，《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0日12版，有删节）

孔子创立的等级森严的儒家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制与布局。在儒家看来，建筑除其实用性的功能之外，更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重要手段。北京故宫在遵守儒学规范的礼制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其建筑按一条眀昰的中轴线布局，太和殿之宝座正好处在这条中轴线上。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其他建筑对称排布，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种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建筑排列，正是等级森严的反映。

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的方式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这种“大”，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的群体组合上。中囯建筑对群体组合可谓情有独钟，在设计上特别重视端方正直和群体的有机构成，着意于构筑群体组织有序的建筑之美。从群体到单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注重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构岀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庄严感，又能在近观时给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西方古典建筑如希腊的帕提农神庙、罗马的凯旋门等，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中国传统建筑这种平面布局和群体组合方式，讲究建筑个体和群体组合与风水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地面上热衷于建筑群体的全面铺排，象征严肃而有序的人间伦理。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华古民的空间观念和审美意识，是中囯建筑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色。这种特色历经千年而不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它既是高度重视现实人生、具有实用理性取向的文化精神的表现，也融渗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出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明堂、辟雍、坛庙、宗祠等礼制性建筑，则是中囯建筑高深豪迈的文化哲理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极具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了宗法礼仪和伦理规范，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建筑。每一种形制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在阴阳观念、风水意识等指导下，充分运用数理象征手法^（注），在设计营构上追求群体空间有机统一的整体和谐的境界。从总体到细部，从建筑形制到构图作法，这些礼制性建筑莫不表现出一种寓意深刻的数理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古典模数理论，在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大放异彩

（摘编自刘月《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

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刘诚龙

章太炎先因其个性特立独行，被人目为章疯子。诚如其自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是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太炎先生是神经病，首先是因为其敢想敢说。比如说，社会爱的是尧舜，恨的是桀纣，而太炎先生却放言高论：“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他希望清政府从皇帝到保长个个暴戾无比，比夏桀商纣过之；都因太炎先生反满之故，盼望清政府“多行不义必自毙”、“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太炎先生因为革命意志曾经十分坚定，与其老师也断绝了师生关系。他从师俞曲园先生7 年有余，师生情谊甚是深厚，此后太炎先生出乡梓，流日本，与其师不见者十又余年，一日归省恩师，被俞老师臭骂了一顿，话语难堪死了：“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且十分绝情，要永断师生关系，说“曲园无是弟子”。惹得太炎先生生了点毛毛火，做了一篇《谢本师》。谢者，非谢谢也，乃谢绝也，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弟子，那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在太炎先生那里，师情，我所欲也；革命，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师情而取革命也。

非常吊诡的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周作人也写过一篇《谢本师》，因为太炎先生后来思想渐趋保守，将“汉奸”曾国藩尊为“人伦模范”，引起了其时革命性很高的周作人的强烈不满：“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敢自嘲者真名士。太炎先生因反满，而国家国家，国已非家。国这个家，已不容他了，所以，他出走日本。到了日本，生活曾经极度困窘，常常是一连好几天都冷火冷灶，举不了火，每天买一块小麦饼过日子，穿在身上的衣服，盖在肚皮上的被子，也有三年而未洗的，“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依然不思悔改，性情也不曾稍改，他与日本人山根虎次郎一起办报，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就斥诸武斗，互挥老拳。又常常上街，高呼“反革命”口号，多次差点进局子。一日，日本警察来查户口，叫填写调查表，太炎先生一挥而就，填的是：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太炎先生并非私生子，本来是私生子者都极力遮掩，非私生子而敢以私生子给自己头上扣粪，太炎先生可能是千古一人吧。

鲁迅先生曾经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实，在革命家与学问家的中间，太炎先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宦家。他与袁世凯恩怨两难忘却。袁欲复辟帝制，太炎先生曾于1 91 4 年元月七日，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传达室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此后袁下令对章太炎监禁，两人因大义而交恶。

其实，在此之前，太炎先生与袁世凯曾有过一段蜜月，他曾致书袁世凯，力陈人才之重要，袁世凯看了很高兴，于1912 年委任他为东北筹边使。太炎先生获得了这一任命，高兴地往长春走马上任了。太炎先生本色是书生，哪知道这所谓筹边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装相罢了，可是，他不太懂，上任之时，想象场面一定隆重欢迎、热烈欢迎的，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惹得太炎先生大发雷霆：“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区官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国民政府。”太炎先生还真把这帽子当回事了，可是呢，吉林都督陈昭常，也不抗辩，只是微微一哂。这不是自找难堪？

（有删节）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此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店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责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画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