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血缘关系因天生存在而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使得亲情成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血缘关系与亲情关系叠加，使亲子间既相互给予又相互接纳，共同形塑着代际伦理。社会转型越剧烈，人们就越会珍惜血缘亲情，借以增强日常生活的稳固性，但亲子间的相予与相纳随着社会转型又极易发生断裂，继而出现代际纠纷。

就代际关系的内部机理来说，西方奉行接力模式：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且乙代对甲代无赡养义务，丙代对乙代亦无赡养义务，呈现出代间接力景象。中国奉行反馈模式：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呈现出下代对上代的反馈景象。反馈模式基于孝道理念。赡养父母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孝敬父母。

反馈模式及孝道理念传承之时，西方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强劲的势头汇入中国。当代中国人可以借助于法律及其内在的权利话语来应对家庭伦理的观念来自西方，尤其是其中的权利话语更是西方的舶来品。有学者指出，西方人常以意志自由与自我选择为理论依据来论证子女对父母不具赡养义务。任何一种行为若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那就必须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的基础上。

西方的接力模式固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固然曾对儒学展开批判，但社会转型并没有促使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随之发生转型，而随之发生转型的当是情感表达的制度。反馈模式体现着亲子关系双向的情感表达。父权制度仅仅是情感表达于反馈模式上的一种表现。它被打破后，亲子代际法律地位平等的制度得以确立。无论制度为何，人类情感的表达其实都趋于自然主义，即服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于行为上不加任何修饰，顺气自然地表现出来。

代际平等制度的确立使得当代民众更趋于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亲情。如果说现代的情感表达自然主义旨在打破传统的父权制度及其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的打破必然会使得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受到的规制越来越疏松，继而出现代际关系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形。

代际平等制度也体现着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既然情感表达趋于宽松使得仅凭伦理制度来维持代际关系越来越不可靠，便需要比伦理制度更加具有规范性的法律制度来维持代际关系。当代的涉孝纠纷（涉及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之类的代际纠纷）进入司法领域，非但不意味着代际平等制度受到了挑战，反而彰显着父母与子女要以平等得身份借助法律展开对话。现代法律可以从外在行为的角度作用于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但无法从内在情感的角度起作用。

（有删改）

材料一：

垃圾是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产生上亿吨的垃圾。有统计数据 显示，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人民币。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多达4亿吨左右，且每年还在以8%的速度递增。焚烧垃圾带来的有毒气体危害身体健康，垃圾堆积造成水质变坏，每年投放的海洋垃圾也在严重破坏着生态平衡。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它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绕不开的重要课题。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处理量。据统计，通过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60%以上，一方面可以减少垃圾堆填的占地、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还可以变废为宝，由此带来的环保意识的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和对生态友好的发展模式，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分类，让旧垃圾出新彩》,中国文明网8月13日）

材料二：

近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明确将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也可称为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基本类型，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努力提高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的单独投放比例。鼓励各地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采取建立有人值守垃圾分类驿站、撤桶撤站实行定时定点收集、上门收集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箱等多种方式，方便群众分类投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通过建立居民“绿色账户"“环保档案”等方式，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的居民给予奖励。

（摘编自《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出炉》，人民网成都11月26日）

材料三：

受访居民表示实施垃圾分类后担心的主要问题

注：选择“其他”的受访居民主要表示担心家里老人不会分类、泄漏个人隐私等。

（摘自《垃圾分类辨识准确率低迫切需要普及分类知识——四川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专项调查报告》）

材料四：

2019年7月1日颁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上海垃圾分类掀起了另一波热潮。而垃圾分类方式也转变为现在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通过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以及结合上海市实际状况，上海市推行了以“绿色账户”为代表的垃圾分类奖励机制和以警告和罚款为主要形式的惩罚机制。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有很多。上海垃圾分类效果和质量要想得到加强，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社会诚信环境，让社会公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从源头上增强上海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尊重和遵守。要为垃圾分类奖惩机制设置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款，以凸显政府对垃圾分类的重视和严格管理，尤其是针对居民乱扔、乱丢垃圾的问题，更是一个有效制约手段。完善信用立法，构建公共联合征信平台，把垃圾分类质量与个人信用体系挂钩，例如垃圾分类准确率高、质量好的居民就可以拥有更高的信用值，那些乱扔垃圾、不遵守垃圾分类规则的居民就会在信用值上有所标记，在今后的各种活动中就会出现阻碍。

（摘编自陈建《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及奖惩机制研究》）

别让图书二维码步入“歧途”

现在，很多人都熟悉了一个图案和符号——二维码。这个“黑质而白章”的小方块,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图书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更多的图书二维码已经沦为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出版社网店导引，与该图书内容本身可以说是毫无关联。

图书二维玛，凭借简洁的视觉呈现、便利的使用方式、丰富多样的信息承载等优势，既吸纳了纸质图书内容的精华，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纸质图书的内容维度，自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现在通过扫描二维码看AR图书，曾颇受业界关注新型阅读方式，似乎要被遺忘掉了。

尽管眼下在图书封底，二维码成了标配。但所谓的二维码却几乎交成了广告导引，通过扫描二维码读AR图书，却变得稀有。尤其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图书出版商与相关商家合作，图书封底的二维码，一经扫描便链接到相应的推荐餐厅、景点、书店等。还有一些图书附赠的二维码。仅在新书出版后一至两年内可以使用，一旦过期则无法登录。之所以出现如此乱象， 主要原因在于可以使阅读“活起来”的AR图书成本要远远高于传统图书,而具备相应研发内容能力的出版社却太少。这样的二维码，充其量也就是宣传噱头，缺乏诚意，沦为商家广告的代言人。

二维码原本是个好东西，图书二维码物超所值就会成为所对应图书最大的卖点，乃至成为获得读者青睐的得力支择。二维码其实是一种媒介，更看重的是背后的内容和服务——也就是说,所链接的内容是否新颖、是否满足读者需要，才是决定二维码营销效果的关健。在如今图书出版领域的二维码，大多是一厢情愿，没有了解用户之所需，更没有延伸产品的附加值，的确让读者们寒心。

（摘自2019年06月1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