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①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②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③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④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⑥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⑦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廊、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籍。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啼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体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汗血马

魏继新

夕阳正在西下，苍茫的暮色给无垠的沙丘涂上了一层忧郁、凝重的昏黄，晚霞正在渐渐暗淡下去，几缕破碎的云丝被烧得通红后，又仿佛被沙漠里粗糙而夹着尘沙的戈壁风吹得骤冷，云丝变得像一块块冷却后的生铁在青黑中镶上了一层红边，使干燥的沙漠更显得荒凉而凄惨，呈现一派壮观的悲怆。但尽管如此，空气仍然十分干燥，使人嗓子眼儿里仿佛冒得出火来，所以，在汉子的眼里，那落日依然在使人眩目地燃烧着，使他觉得连呼吸也刺激得嗓子一阵阵针扎般疼痛。

汉子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了，但短而粗糙的胡须却显示出他并未衰老，而正值壮年，只不过岁月的沧桑与坎坷过早地给他的须发涂上了一层白霜。汉子留平头，额头像石块一般坚硬，有几条刀砍斧凿般的皱纹横在其间。他面部轮廓分明，线条执拗粗犷，眼睛凹陷，带点儿凶狠、阴沉，与他做伴的，是一匹身架不高，但并不因风沙、干渴折磨而失去其矫捷神韵的枣红马。那马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相依为命，好几次在他昏迷时背负着他脱离险境。这一次，又是它，带着负伤的他日夜兼程地奔走了三天三夜，直到闯入茫茫戈壁，才摆脱了仇家的追杀。

马喷着响鼻，艰难地把腿一次次从深陷的黄沙中拔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不时用劲拽着缰绳，助不愿再骑它的主人一臂之力，但它终归还是太累了。汉子心疼地拍了拍马背，终于找了一处背风的沙口，躺了下来，那马，便偎在他头前，用身躯替他挡风。汉子见了，艰难地一笑，对它报以感激。

月亮升起来了，戈壁变得苍白而神秘，一层忧郁的月光，镀在汉子和马身上，使他们看上去，犹如一尊正在渐渐风化的黝黑的泥塑。

汉子醒来时，烈日已高高地悬挂在荒漠之上。他已记不得闯进戈壁有几天了，只昏昏沉沉地被同样疲乏的马艰难地拽着走。偶尔看见被风沙掀露出的人兽的白骨。汉子嘴唇喃喃地动着，眼前不断出现许多幻象。他仿佛看见自己杀了杀害他全家的仇人，与弟兄们拉杆子杀富济贫的情景，也仿佛看见官家围杀了全部弟兄，还有他的媳妇玉茹，他要与官家拼命，玉茹却叫他一定要冲出去。他冲出去了，进了戈壁，却终于因饥渴难耐晕倒了。

醒来时马正嘶鸣着，用蹄把刀踢到他面前，又躺下来，把脖子对准他的脸。汉子一下明白了，马要他拿自己的血解渴。汉子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抱住马脖子，缓缓拿起刀，但他没有割马，而是割了自己的手腕，血汩汩涌出，他把手腕对准马嘴。马似乎也明白了，舔了几口，便扭过了头，汉子看见马眼里也有泪水。他撕了条布巾，包住伤口，缓缓爬上马背，马站起来，艰难地向前走去，汉子却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马一阵长长的嘶鸣声把他惊醒了，汉子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一片绿地，而马也竭尽余力，艰难地奔跑起来，还出了汗。汉子用手一摸，闻到异味，拿到眼前一看，那汗中，竞带着血丝……

后来，汉子便在这荒漠中的绿地安了家，放牧着马匹牛羊。渐渐地，这儿变成了一块小小的绿洲，不少牧民也在这儿落了户。汉子的马不仅与他终身为伴，而且也渐渐繁衍成一群。只是，此马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但每汗必血，实非一般良驹矣。

于是，人们便呼那马为汗血马，尽心恤之，轻易不使其驰骋也。

（有删改）

北宋思想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之一，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二首（其一）》句句宣誓，字字慷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上的诗作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两句。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乡思离情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挥笔写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疾苦。“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的忧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积淀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字里行间。它隐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