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茶壶

黄孝纪

母亲身边最值钱，并且陪伴她度过大半辈子的用具，要数那把铜茶壶。

铜茶壶的造型十分漂亮：平底，鼓腹，环状提手，壶嘴呈流线型，圆圆的壶盖上正中央镶嵌一粒金瓜，全用黄铜手工打造而成，并且在壶的颈部刻有父亲的名字。母亲非常满意这把铜茶壶，据说除招待匠人酒饭外，还花了几担谷子的代价。

饮茶的习惯已经融入母亲的血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火泡茶。母亲泡茶也很讲究，隔夜的剩茶，无论多少，她都要倒掉。在用铁鼎罐烧水的同时，母亲要先后用清水和沸水把铜茶壶涮洗两遍，然后放入自制的茶叶，再用竹筒勺子舀沸水灌满茶壶，盖上壶盖。为防止茶水变凉，母亲还要把一壶滚茶放在灶台的火边烤着，或者放在灶膛口的火子上煨着。

当母亲梳头洗漱完毕，我们也洗漱停当，母亲已在灶台前的案桌上插上吃饭喝茶用的接手板，端上刚从瓮里掏出来的腌菜，比如酱大头萝卜、辣酱蕊头、腌豆角之类。若是冬天，当然还免不了焖熟的红薯。奢侈的日子，还有炒花生、煨烫皮，甚至过年剩下的兰花梗。此时，一家人围灶台而坐，每个人的碗里都筛满金黄透亮的热茶，饮茶嚼物，其乐融融。一天的生计，自兹而始。

母亲喝茶的量大，而且必定滚烫，即便三伏的酷暑。每次喝茶，她必定一碗一碗地喝个痛快，喝得茶水“呼呼”作响。如果哪天母亲喝茶少了，不香了，必定是母亲病了。母亲病了，也从不吃药打针，按她的话说是“阴阴糊糊几天就好了”，其实是母亲怕花钱。她治疗自己的病一般是自己在颈脖上夹痧，或者叫我们给她背上刮痧，然后泡一铜茶壶滚烫的热茶喝。每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正是母亲或坐或站喝茶的时候。有时看甑里饭少，母亲会跟我们打招呼：“我已经喝茶饱了，你们把饭都吃了。”然后，继续一碗一碗“呼呼”地喝她的浓茶。

家里的茶叶，也全部是母亲亲自采摘和制作。母亲的茶叶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正茶，她要去五六里路远的西冲茶山去采摘茶叶，然后自己杀青揉搓，晒成干茶；其二是枫树叶茶，每年初春，村后的山上枫树长出粉红的嫩叶，母亲要提竹箩筐采来不少。枫树叶茶还是止泻的良药，尤其是生了虫屎的老枫树叶茶，效果更好；再一种就是混合叶茶，是母亲在春夏之交从田间地头割来的各种草木的叶子，混在一起晒干就成，盛夏泡茶是解暑的良方；还有野菊花茶，每年秋冬，村里村外，原野山间，到处开满黄色的野菊花，采来晒干即可，泡成茶水，金黄透亮，芳香四溢，虽有点苦味，母亲说就是靠它来清肝明目。

客人来了，或者乡邻相访，母亲多是以正茶相待。母亲是个好茶的人，又讲待客的礼数，她必定把铜茶壶重新涮洗，从篾茶篓里掏出正茶泡一壶新茶。佐茶的东西，母亲或者煨三五块烫皮，或者炒点黄豆豌豆花生之类，甚至炒一点高粱麦子，南瓜子葵花籽，都是自产的物品，尽管简单，也是上心上意。茶是一道道地劝，也是一遍遍地煨，更是一层层地浓，近了亲情，暖了乡音。

母亲有严重的胃病，估计与饮茶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有时我们把菜吃完了，母亲就在饭碗里倒入滚茶，草草吃了。即便夏日隔夜的馊饭，母亲从不舍得倒掉，也是用滚茶冲洗一番，自己吃下。母亲犯胃病的时候，脸面痛得扭曲难忍，常要用吹火的竹筒紧抵心窝，许久才能缓过神色。之后，她又是提着铜茶壶煨茶，一碗一碗“呼呼”地喝。

铜茶壶用久了，就会形容暗淡。母亲就从灶台灰坑里掏出柴灰，掺上水，将铜茶壶里里外外擦拭几遍，再用清水冲洗干净。顿时，一把金光夺目的铜茶壶又焕然如新。

《论语》中，“器”字总共出现了六次，字数占比连万分之五都不到，并且仅有五次具有实质意义。然而，这几处“器”字的不同内涵，却彰显出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标准。

“君子不器”，道出了孔子对君子的才具要求，君子应该博学多能，不要局限于一艺一能。为此，孔子在《雍也篇·第六》中对弟子子夏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之前，“儒”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行业，成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看，都是以一技之长谋求个人生计，这与孔子心中的道义担当、仁者精神相去甚远。在孔子心中，理想的君子应是有德兼有位者，应有超越个人生计的高远追求，以博学多能弘道济世。

“管仲器小”，“子贡是国之重器”，体现的是孔子对君子的德性要求，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子对管仲的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可能华夏之地就要改行夷狄之俗，也就是“被发左衽”了。孔子虽然肯定了管仲的相齐之功，并且也没有苛责管仲忘主事仇，但他仍然觉得管仲在器识德行上有所欠缺，识见并非宏大，心中骄做自满，行为有违礼法，在德性上称不上“克己复礼”的彬彬君子。

在孔子看来，事功固然重要，然而如果内心长时间做到“不违仁”、能够安贫乐道，那才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高于众弟子。与之相比，子贡虽然精于辞令、善于经商，并且曾游说四国，使鲁国转危为安，在当时世俗眼中取得了比孔子更大的成功，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外物有所执，对内心的省察砥砺不够，所以孔子给予子贡的评价为瑚琏，合乎“礼”却限于“器”，并未完全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境界。

“君子使人必器之”，强调的是孔子心中的合作共事之道。君子与人为善，合作意识强，然而心中有“道”，所思所行必以之为遂循。与小人不同，君子对人不求全责备、注重量才而用，让个体的才具器识在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及其使人也，器之”的上下文看，也可看出君子的正道直行，对于“说之不以道”的人，君子一视同仁，能够宽宥对方以往的过失，不钻道德的牛角尖，注意发挥个体所长，一起把事情做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孔子以工匠做事必先磨砺器具为例，认为为仁必须先到贤能之人中接受熏陶，仍然是谈君子的相处之道，君子应多与贤能之士交往，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从这些日常接触中砥砺德行、增长才干，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涵养，才能慢慢达到“仁”的境界。

（节选自《儒家思想解读：“器”与君子修养》）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出现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山水城市并不是简单地指有山有水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其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居环境，山水之景与城市的关系处理，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隐、喻、融。

隐可以是顺其自然，如山应保留山形固有之势，加强林木绿化，形成植被群落，繁荣林中生物，进而形成“自然而然”的平衡的生态圈；水亦要因势而导，保持和发扬其原有之魅力。如以武汉为例，因各湖区周边环境和所处位置差异，可分别形成自己的个性风貌。如东湖的秀、梁子湖的帅、南湖的雅、月湖的韵等，在景观建设中稍加修饰即可。 也可因景而造， 将人工环境巧妙地隐含于自然环境之中，隐人工显自然。

喻的本质在于为单纯的生态环境注入浓郁的人文气息， 使二者相得益彰，互相映衬。自然形态的山水经艺术的描绘方能展示出深蕴之美，使许多不为人知的山水因文人墨客的游览、题咏而千古传颂，魅力独具。 如杜甫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不仅描绘出泰山的雄伟壮丽，更是烘托出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巍峨气势。相对于对历史上文化艺术的传承，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同当地自然环境的长期磨合之中，人性与自然性相互渗透、影响，逐步形成了“人——景”互喻互指的文化个体，即地域特色文化。这种地域特色文化的建立与强化，可增以强市民的归属感，对于其他文化形成强烈的吸引，进而促进相互的交流与发展

融即融合，包含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人与环境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整体表现为一种和谐，这种和谐可以是对比的和谐，也可以是韵律、节奏的和谐。法国巴黎城区德方斯新区的建设，则是利用一条河流将该区与旧城区进行划分，河两岸新旧对比的建筑景观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碰撞的思考。 环境设计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尽可能地弱化二者之间的陌生感，加强环境于人的可参与性。如在城市的广场修建宜种树，而不宜种草。草地进行光合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增加氧气的能力，只占同等面积树木功用的十分之一；草地的高成本维护费用往往限制了人漫步、嬉戏。而树的种植不仅可以遮阳挡风，使人休憩于其中，而且更大程度地完善了所处小环境的生态。

自城市出现以来，对城市和自然平衡的追求就成为人类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部分，“显山露水”的本质依旧在于思考如何使城市更好地融入自然，实现人生精神的本真状态。提出了“隐、喻、融”等原则，力求回归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欣合和畅、息息相通的诗意境界。

（摘编自张健《论城市景观建设中的“显山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