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强调儒学，强调以“中庸”、“中和”为标准，强调一统、整齐划一的美，发展个性则是离经叛道的，不足取的，人的思想与行为都要循规蹈矩，不偏激。这样，在色彩的选择上势必选择黑、白、灰。灰是复色，是中性色，与其它颜色相结合都不会发生冲突。“洗尽铅华，卓尔名贵”，是我国传统的崇尚释躁平矜、平淡自然的美学思想的写照，因此，代代相传，起主导作用的黑、白、灰的“中和”色彩在人们的心理和环境中不自觉地沿袭下来。中国大地上的民间建筑，黑瓦白墙极为普及，连中国的围棋，棋子也只有黑、白二色。被认为是我国正宗艺术的中国画，一段时期曾排斥缤纷色彩的运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书法艺术，则更是黑与白的王国。除了皇帝御批点朱时，任何人使用颜色书写则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是不正经的野狐褝。

中国人偏爱黑白艺术，更喜爱黑墨白纸的书法艺术。书法家们将自己的炽热情感，通过高潮的书写技法，以黑色的笔画线条倾注在一张张洁白的纸上，使观赏者如痴如醉。所以，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视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尊为“书圣”。

“计白当黑”、“知其黑，守其白”，即如何营构每个字的结体，如何营构整幅作品的布局。你如果真正懂得了书法中黑色的奥妙和白色的运用，你的书法就会大有长进了。

书法用墨讲究宜浓不易淡。浓墨有神，淡墨无彩，苏东坡用墨如黍米珠光，如点小儿黑睛。颜真卿用浓墨轻吐如蚕，精气内敛，形质动荡。米蒂用浓墨，墨酣意足，沉着痛快。但也有人专写淡墨，明朝董文敏开创淡墨一派，清朝则出了个“淡墨太守”王文治。用墨讲究“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神韵约略浓淡之际，韵生纸墨想发之间”。若你能巧妙地运用墨色，就能自然而恰到好处；若你运用墨色能得天地自然之意而达到极致的地步，你的书法又将臻新的境界。

被称为黑白艺术的中国书法，并非只有黑（黑的颜色）白（纸的颜色）二种颜色，其实，还有其它各种颜色相符相衬地配合在一起，只是不明显罢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红色的印章，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还有当书房作品完成之后，“三分作品，七分装裱”，经由装裱师装裱后的作品又将是另一番情景；白底黑字红印章的作品外面搭配上了有色彩的绫或纸，你能说完整的一件书发作品只有一种黑的颜色？

近几年的书法界，逐渐兴起一股“好色”之风。一个书法展览会，其中一大部分作品是用彩色宣纸来书写的。固然，缤纷的色彩，更夺人眼球，本来稍嫌平淡而沉静的黑白世界中，添加了色彩元素，使整个展览顿时活泼起来。

钟繇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我喜爱多彩的世界，崇尚色彩，但更崇尚黑与白构筑成德艺术世界。

莫扎特的作品跟他的生活是相反的。他的生活只有痛苦，但他的作品整个儿让人感到快乐。他的作品是他的灵魂的小影。这样，所有别的和谐都归纳到这个和谐，而且都融化在这和谐中间。

后代的人听到莫扎特的作品，对于他的命运可能一点消息都得不到；但能够完全认识他的内心。你看他多么高贵，多么隐藏！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当作为倾吐心腹的对象，也没有用他的艺术给我们留下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苦难，他的作品只表现他长时期的耐性和天使般的温柔。他把他的艺术保持着笑容可掬和清明平静的面貌，决不让人生的考验印上一个烙印，决不让眼泪把他沾湿。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当作愤怒的武器，来反攻上帝；他觉得从上帝得来的艺术是应当作安慰的，而不是用做报复的。一个反抗愤怒憎恨的天才固然值得钦佩，一个隐忍、宽恕、遗忘的天才，同样值得钦佩。遗忘？岂止是遗忘！莫扎特的灵魂仿佛不知道莫扎特的痛苦；他的永远纯洁永远平静的心灵的高峰，照临在他的痛苦之上。在莫扎特最本色的音乐中，你找不到愤怒或反抗，连一点儿口吻都听不见，连一点儿斗争的痕迹，或者只是一点儿的挣扎的痕迹都找不到。GMin.［G小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的开场，CMin．［C小调］幻想曲的开场，甚至于安魂曲中的“哀器”的一段，比起贝多芬的CMin．［C小调］交响乐来，又算得什么？可是在这位温和的大师的门上，跟在那位悲壮的大师的门上，同样由命运来惊心动魄的敲过几下了。但这几下的回声并没有传到他的作品里去。因为他心中并没去回答或抵抗那命运的叩门，而是向他屈服了。

莫扎特既不知道什么叫暴力，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惶惑和怀疑，他不像贝多芬那样，对于“为什么”这个永久的问题，在音乐中寻求答案；他不想解答人生的谜。莫扎特的朴素，跟他的温和与纯洁都到了同样的程度。对他的心灵而论，便是在他的心灵中间，根本无所谓谜，无所谓疑问。

怎么！没有疑问没有痛苦吗？那么跟他的心灵发生关系的，跟他的心理协和的，又是哪一种生命呢？那不是眼前的生命，而是另外一个生命，一个不会再有痛苦，一切都会解决了的生命。他与其说是“我们的现在”的音乐家，不如说是“我们的将来的”音乐家。丹纳说得非常好：“他的本性爱好完全的美。”这种关只有在上帝身上才有，只能是上帝本身。只有在上帝旁边，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这种美，才会用那种不留余地的爱去爱这种美。但莫扎特在尘世上已经在爱那种美了。在许多原因中间，尤其这个原因，使莫扎特有资格称为超凡入圣的。

（选自《傅雷家书》）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 1923年，到了 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