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文化无所不在的今天，美育不能只把视野局限于传统经典。流行文化对于人们的审美经验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可以说不少人的审美经验主要于流行文化，养成于流行文化之中。流行文化包围着、渗透着、构建着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审美感知，影响着我们对运动、节奏、结构、颜色、声音、故事的认识，决定着我们对人物、主题、价值、世界的思考和评价。我们还应该清楚认识到，当今时代，流行文化是表达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放眼世界，印度、法国、英国等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固然得益于其文化历史，也得益于他们在流行文化方面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法国的时尚文化是法国人民的自豪，更是时尚文化的风向标。印度电影塑造印度人民的美好梦想，《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等传达印度人民希望改变贫困现实、改革社会不平等、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流行文化能够壮大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国家形象更富有魅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行文化创作生产取得长足发展，但影响力依然还有不足，其标志是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全球的流行文化“热潮”。这就需要我们鼓励并进一步释放流行文化创造力，真正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提高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的流行文化，“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节选自张建珍《重视流行文化美育价值》，有删改）

一个人的突围

张华

张謇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异类，是思想和行动的“先知”。“先知”往往意味着孤独，意味着不被理解，意味着遭遇世俗的非难和抵制。无论是形而上的思想，还是形而下的实践，张謇一生都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突围。张謇，一介书生，常常独自以横刀立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科举考场是他人生突围的第一个战场。初次参加州试，张謇名列百名之外。先生宋蓬山训斥道：“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如果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那就是你！”张謇羞愤交加，回头就在屋子里都贴上写有“九百九十九”的纸条。睡觉时，他用青竹板将辫子夹住，身体一翻转，辫子牵动头皮就疼醒了，看到满眼都是“九百九十九”，立刻爬起来点起油灯读书，每夜必“尽油二盏”。一次次“卧薪尝胆”，张謇不仅中了举人，而且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但后面的科举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从16岁到42岁，张謇的科举苦旅历经26年，直至42岁第五次进京应试，才大魁于天下。

如果张謇止步于科举上的成功，满足于高官厚禄的前程，中国不过多了一个幸运的读书人，多了一个光宗耀祖的官员，但他没有，他在酝酿着一场更为精彩、更加宏伟的突围。

张謇高中状元之时，正值列强环伺、民族危亡的时代，他审时度势，毅然辞官回乡，“遁居江海，自营其事”。张謇远离官场并非出于文人的清高或英雄迟暮的消极，而是以强国拯民为己任，将一腔“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书写在江海大地。

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很多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抱有历史偏见和民族情绪，抱残守缺，张謇却表现出难得的气度和远见，将“国学”和“西学”融会贯通。为探究“明治维新”后日本一跃而成东亚强国的原因，1903年4月，50岁的张謇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大阪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当时电灯等电器在大清国尚属罕见，而日本已经极其普遍了。这令张謇大开眼界。在日本考察的两个多月中，张謇先后8次前往博览会参观。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回国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突围开始了。

在张謇的倡议和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成功举办，吸引了30多万人的目光，展览会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宏大计划也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有序推进。

张謇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生集团旗下超过70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难能可贵甚至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还在于，这些企业组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纵向联系和相关产业横向联系的经济生态网络。1920年张謇筹建了南通绣织局，并在美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设立分局和办事处，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筹建张謇纪念馆时，人们赫然发现，因张謇创办实业的门类太多、成果太丰，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加以概括和划分。一个人的业绩让后人连概括、分类都颇有难度，当年创办之时的艰辛可想而知。

张謇依然抱持着“兼济天下”的士人梦想。他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大生集团，他追求的是整个南通地区的均衡发展。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成为万人瞩目的“全国模范县”，给了很多人一个梦想的现实参照和慰藉。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注，却标有“南通”这个小城。

“文革”期间，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穴，开棺后，发现内中仅有礼帽一顶，眼镜一副，折扇一柄。这一刻，张謇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人格突围，这次突围深深感动了后人。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一生，不断突围。

(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

走过荒原

①诗歌总是使人难忘。我已经很少阅读诗歌了，然而诗歌中的一些意象，比如日本俳句中的菊花与刀，前苏联诗歌中的路，英国诗歌里的夜莺与云雀，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②类似的自然还有荒原。少年时读过的唐诗，诸如“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片孤城万仞山”、“远目不堪空际送”这样的句子，我至今耳熟能详；而 T· S·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荒原上／孕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那些迟钝的根。／冬日使我们温暖，它以遗忘的雪／覆盖大地，用干枯的块茎／喂养弱小的生命……”十多年过后，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③是什么使荒原让我如此刻骨铭心？某年某月，当我在北京听到根据日本民歌改编的吉他曲《荒城之恋》时，竟禁不住潸然泪下——既感叹中日文化之间难以言说的千丝万缕，更为飘然逝去的岁月无限感伤。想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名篇所蕴含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精妙的语言，广阔的文化语境，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深邃的洞察；而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荒原意象带给我的强烈对比和无限想象——少年时居住在江南小镇，杏花春雨中感受荒原的粗犷、苍凉和沉寂，无法不怦然心动；读到艾略特，我正在喧嚣的上海，荒原的辽阔与地老天荒、荒原上那些卑贱的、渺小的生命之坚韧的律动，让我觉得在大都市所有的寻梦和挣扎都是在自寻烦恼——成为真正的大地之子，或许是当时潜意识的梦想。

④然而，认真想来，如果不考虑诗歌的审美，我所谓的想象和潜意识是否有点矫情？因为实际上，大概在五年前，我曾因一个项目来到了西部；我本有很多机会去看看荒原、直面荒原甚至走过荒原的，可是，总是因为怕错过一些所谓的商机而最终未能成行。扪心自问，即使经过诗歌无尽的洗礼，我是否依然俗不可耐？我的诗情画意是否仅仅耽于想象之中？而诸如荒原这样的景致，如果仅仅在想象中被人记起，如果记忆后仅仅是抒情、观赏或者把玩的对象，这是不是人类和自然的悲哀？可以没有荒原吗？

⑤这使我想起很多人对流浪歌曲的喜爱。大概是以三毛的《橄榄树》为滥觞，流浪的歌吟便充斥于华语歌坛，仿佛整个华人世界就是流浪的故乡。时至今日，歌坛对于流浪的缠绵之情依然经久不散。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那些词曲作者，那些歌手，有多少像三毛一样羁旅天涯、浪迹世界的感受？又有多少愿意去真正地流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在城市呆烦了之后，因为休闲以及一些商业目的，到另一座城市或乡村逍遥地作了一番“伪流浪”。

⑥荒原的情形与此并没有两样。荒原的确是粗犷的，但粗犷的另一面可能是严酷；荒原是苍凉的，但苍凉的背后隐藏着凄苦；荒原是沉寂的，但沉寂并不是宁静；荒原上生命在坚韧地律动，然而却又是如此孱弱；荒原上的爱情或许激烈奔放，但那爱情却绝对包涵着无奈；荒原有大美存焉，然而大美又怎么能替代人间烟火？所以，高适、岑参们的“边塞诗”究其实是远戍边地的无奈的宣泄；艾略特如果不是在慕尼黑隔岸观火，估计也没有抒写荒原的闲情；至于像我这一类修炼不到家的凡人俗子，无病呻吟是常有的事。因此，荒原经常是停留于艺术的虚幻和人们的想象中，走过荒原大多是一种形式，一种见证。有多少人抛弃了尘世的欢乐向荒原迁徙？所以，荒原似乎总是亘古不变，荒原似乎就这样一直在地老天荒。

⑦但是，追求平等与福祉应该是人类无法舍弃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有什么理由听任荒原一直荒芜下去？仅仅为了审美的满足，而后抱着某种优越感去俯视荒原上的同类，这是不是太不公平？由此，就分外觉得福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可贵：研究贫困的荒原，走进寂寥的荒原，然后去想办法改造荒原。这样，即使一片荒原都不存在了，所谓的艺术因之失去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却难道不是人类与自然一大真正的进步？所以，我渴望走过已经不再是荒原的“荒原”，企盼所有的荒原都像我的家乡一样山清水秀，也期待诗歌再现的荒原一片绿色。

⑧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写作本文的此刻，阿富汗南部的荒原正笼罩在战火之中，坎大哈和扎兰季在悲伤地哭泣。或许，我所有期待终归只是一种妄想，荒原，将可能永远无法逃脱荒原和寂寥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