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的“大国学”

孟宪实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难题。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因为家贫，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他则把读书当作享受。

以冯先生的经历看，他的国学修养，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留存。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读不够。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都是在初中之前。有一次，二哥帮他一次性买来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还有叶绍袁、叶小鸾、沈宜修等人的作品。有一个朋友，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随手送冯其庸两册，一部是王士禛的《古诗笺》，一部是袁昶的《安般簃诗续钞》。说实话，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也未必有这么多。

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秋天的时候，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剧团，为挣口饭吃，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时间久了，冯先生与一些昆曲名角渐渐熟络起来，并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3年夏天，冯其庸再次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但读书写作，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他的国学素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饥一顿饱一顿”地持续修炼着。

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冯先生至今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课和杜甫专题，他正确的学问方法，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冯振心先生开设的《说文解字》课，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有一次，钱穆来国专讲学，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称作“我见其大”，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

“文革”结束，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瓜饭楼丛稿》分作三个部分，共三十三卷。另外，还有《瓜饭楼外集》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

冯先生的国学基础，归于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他的许多国学之思，在后来的新学科中，无处投放。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他一生的国学积累，才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倡导的导师制、游学制和国学论坛等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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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以其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人，又少了一个

作者：聂华苓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她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和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哪，你看。”她抖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份证来，“这上面都写着的，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光亮细碎的发鬈，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唉！我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么好意思?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我——我直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讨乞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只听得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洗衣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 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子?”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

砰的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