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是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知音”欣赏和“粉丝”欣赏的区别，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知音精于深度梗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

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粉丝欣赏突破了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海报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摘编自周兴杰《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北方

关于水族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逐渐发展成为单一的民族。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代，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水族专家所关注的，也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贵州省水族学会副会长蒙熙林说，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复杂的韵母系统、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表明，水族先民可能从北方迁徙而来。

蒙熙林进一步分析说，荔波县档案局收藏的一本清代水书上印有梅花鹿的图案，而梅花鹿在南方是绝对没有的。其次，登高跑马是水族端节活动的一个重要內容，跑马的时间都在亥日，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大年初一。而水族端节跑马讲究配鞍而骑，如实在没有者，也要用色彩艳丽的被面折叠于马背作替代。配鞍而骑是典型的北方民族骑马习俗，与南方“不鞍而骑”的习俗截然不同。另外，水族人嫁女儿时，嫁妆中必须有件羊毛大衣，这是水族人富贵的象征。而南方炎热的气候显然与羊毛大衣格格不入。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医学研究部门通过对水族群体抽血进行DNA鉴定，得到了科学的结论。1997年，贵州医学院遗传专家对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几个主要世居民族作了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将三代都是同一民族家庭的150份标本进行了2600余次实验，结果表明，水家先民确定是西北地区民族的血缘。

专家们分析，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这次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由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

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水族地区经历了八九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公元629年之后，才相继出现唐王朝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抚水州、莪州、劳州、都尚县、婆览县建制的辉煌。水族在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既有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相邻的民族之中，也有相邻民族的一部分融入到水族之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因此，在水族民间、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现殷人后裔说、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等，那只不过是水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的事实。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先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妺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天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