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人便利店作为零售业转型价值消费，个性消费和体验消费的新业态模式，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无人售货店的背后是集自主感知及学习系统，目标跟踪及分析系统和意图识别及交易系统于一身的IOT（物联网）技术方案。从为用户提供即时性消费这个标准来看，无人零售店与传统便利店并无两样，但“无人店”之所以受追棒，与国内传统零售业人力成本的上升不无关联。无人零售技术可应用在百货商场、大卖场、社区超市、便利店等多种场景，自助收银技术减少收银员，智能导购技术减少导购员，视觉监控技术提高风险防范，生物识别技术可以统一ID身份认证，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实体零售业几个痛点，提高人效，优化用户体验、用户行为、数据记录。

（摘自彭杨《无人零售店：新技术下的商业新生》，《光明日报》2017年8月1日）

材料二：

无人便利店的风潮虽呼啸而来，然而，无人便利店看似火爆的背后却隐患重重，7月10日，仅仅开张几天的上海首家无人便利店“缤果盒子”宣告停运。

首先，无人便利店有设计缺陷。以近日关闭的“缤果盒子”为例，便利店室内即使设有空调，内部温度也达到了40℃，售卖的巧克力和糖霜均已融化。这样的条件下，怎能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呢？

其次，无人便利店存在着技术漏洞，曾有体验者表示，“缤果盒子”离店检测区的识别功能欠佳，不能准确识别未付款商品，不利于防盗；“缤果盒子”的顾客如果在付款前放弃了已选好的商品，则必须把商品放回货架上，清空收款台上的检测区方能离开等。

此外，无人便利店的前期开发、后期维护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产出能否大于投入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按照以往资本市场一哄而上的“习惯”，很可能会出现热门概念炒作掀起泡沫后又一哄而散的结局，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行业。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收益．给行业发展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倘若无人便利店只是概念炒作，只是资本和媒体人盲目追求的噱头，那么“虚火”早晚会熄灭，真正的“无人便利店”就遥遥无期了。

（摘编自孙任鹏《无人便利店需去“虚火”》，《人民日报》2017年7月17日）

材料三：

疑惑：“无人经济”只是看着很美？

有不同观点指出，无人值守之后，商家的成本真的降低了吗？消费者的服务体验真的更好了吗？

“名创优品”全球联合创始人叶国富认为，“无人零售”的核心是无人化，如果只是支付阶段的无人化，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零售，还需要考虑供应链问题，谁来摆货的问题，并且无人超市的成本并不比传统超市低，在我们看来，零售的核心还是要回归产品。

有专家指出，对于某些特定行业，实行“无人化”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人加油站的提出也被业界质疑，汽柴油这样的危险易爆物品在无人加油站很难保证安全。又例如，支付环节的无人化，也可能会给个人资金带来不安全隐患。

畅想：“无人经济”植根于更好服务于人。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无人经济”正处于技术升级、消费升级的关口。其实，“无人经济”和传统的“有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因为两者最根本的要求都是“服务于人”。虽然，“无人经济”目前有很多技术和服务尚未完善，做不到“方便与便宜兼得”，但“无人经济”可以降低经营成本，给消费者带来实惠，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摘编半月谈网《“无人经济”兴起，是趋势还是噱头？》2017年11月14日）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便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接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