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测算，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为2000亿元。预计到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3700亿元，年均增速约20%，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约330亿元，年均增速将达到35%。其中，语音服务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约占到全部市场的一半。

“人工智能在与传统产业融合并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装备、智能制造等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壮大，拓宽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空间，正成为重要的经济新增长点。”吕海霞说。

2017年7月份，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发展人工智能的一项重点任务，并提出要加快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各产业领城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2月11日）

“应该鼓励科研人员瞄准人工智能学科前沿方向，开展引领性原创科学研究，通过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原创理论体系，为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生态提供领先跨越的理论支撑。”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说。

专家指出，攻克人工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除了寻求前沿基础理论的突破，还应重视基础硬件研发、支撑系统研发、生态构建以及研发心态调整。受访专家还指出，我国入门级人工智能人才比较丰富，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稀缺、高水平人才匮乏，必须建设完备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日）

伴随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相关的“噪音”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隐私、AI偏见、A1造反……相关话题引发了数次讨论甚至恐慌，人们开始疑问：AI是不是太强了？它会失控吗？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曾出品一个名叫诺曼的“暗黑版AI”，它会以负面想法来理解它看到的图片。团队希望通过诺曼的表现提醒世人：用来教导或训练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会对AI的行为造成显著影响。但其实，这其中的罪魁祸首往往不是算法本身，而是带有偏差、偏见的数据。

还有一个重要的忧虑来自隐私，目前，国内从消费电子领域到安保、数字金融等领域都在逐步引入人脸识别，特别是随着“刷脸支付”的普及，用户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身份信息，甚至用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情绪等信息都被机器收集。这些信息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露，用户个人信息就处在“裸奔”状态。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2月24日）

完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关键在于明确归责原则：一旦问题出现，哪些是人的责任，哪些是算法的责任？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对算法做出评价，而算法本身并不透明，如何对其进行评估？对此有三种解决方案：不用算法，使算法透明，审查算法输出。完全避免算法不现实，除了算法，几乎没有其他工具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而算法透明化则难以操作，这相当于要求普通人也能理解算法。因此审查算法输出是目前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的要义在于，不管算法的内在工作机制，只根据其结果的公正性对其进行评价。在此方案下，监管成本更低，可操作性更强，归责原则的确定也更明确，具有立法实践的意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