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以来，我国快递业由小到大，发展迅猛，2017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超过400亿件，10年间年均增幅42％。”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介绍，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包裹快递量超过了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

根据国家邮政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在东部地区累计完成的业务收入和业务量占全国总业务收入和业务量的比重超过 80%，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地区的业务量占比最大；中部地区在10%左右，西部地区低于10%。随着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普及，向下、向西的寄递服务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这类需求成为目前快递行业中的蓝海，陆续出台的改进城市配送、末端投递等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加快农村和西部地区网络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

虽然规模较大，但相对于国外较成熟的快递市场，我国的快递行业品牌集中度较低，未来整个快递行业格局会进行调整和改变。全球快递巨头已经占据了中国国际快递业务80%以上的市场份额，且保持20%以上增长。外资的进入会使许多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被迫出局。另一方面，快递企业间的并购也会增加，2012年8月申通快递收购天天快递，强强联合成为快递业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降低风险的有效措施。根据欧美国家快递业的发展经验，未来我国快递行业将逐渐形成以少数大型快递企业为主导、众多中小快递企业进行区域性补充的竞争格局。

（摘自褚天舒《中国快递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010-2016年中国快递业务收入及增速 2010-2016年中国快递单量及增速

（摘自《2017年中国快递行业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预测》）

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投递服务成为快递业消费者申诉占比最高的问题。投递服务的末端环节，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

对此，今年1月出台的《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提出：“创新公共服务设施管理方式，明确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

菜鸟网在全国的社区和校园布局了数万菜鸟驿站，优化末端派送模式、提升用户物流体验。“但包括快递柜在内的末端设施量还远远不够，而这作为一种基础便民措施，希望在更多的住宅区、办公区得到推广。”马旭林建议，可以发展城市末端共同配送，建设融电商、快递、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配送服务于一体的社区配送公共服务站，避免各自为政、各占一摊，提高公共设施利用率。

随着快递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了？4月12日，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8年3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用户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为77.6分，同比上升0.4分，较去年第四季度上升0.3分。此外，82.0%的快递员能按照约定时间上门收件，较去年同期上升2.0%；79.9%的快件能按承诺时间送达，较去年同期上升7.8%；时限方面，2018年第一季度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70.00小时，同比缩短0.76小时；72小时准时率为64.7%，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

支撑400亿快件量，全国有超过300万快递员，虽收入尚可，但因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快递员的工作稳定性不高。在上海等大城市，快递员1-2年内的流失率将近30%。每年春节后，快递公司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招工，以防止网点停摆和业务爆仓。

因此，快递业也要加快转型，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转为向高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要效率。菜鸟网显示，“双11”签收1亿件包裹所需的时间，从2013年的9天，缩短为2017年的2.8天。“单量越大、速度越快”曲线的背后，就是通过大数据和智慧算法，让每个包裹都有最优路径，甚至做到“未卜先知”，把商品提前布局到消费者身边。

为从制度层面奠定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国在2007年9月正式公布了《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之后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关于快递服务标准及其相关责任义务的法律法规，《快递暂行条例》也将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都已经并将为我国构建连接全球的快递网络、构建全球物流运营和供应链服务体系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2018年3月9日新华网《300万快递员支撑400亿快件 代表委员谈行业健康发展》）

张大厨

祝晓林

民国三十一年，清明节那一天，日本人来到了白楼镇。

张大厨的皇宫饭庄不久就成了日本人的饭堂。

日本人的九个炊事员说起来还算比较尊重张大厨。其中有个叫西田的，非常虚心地向大厨请教刀功以及怎样下料、掌控火候等，并且用很不流利的中国话对大厨说，打完仗，回家，开一家餐馆。大厨听了点点头，很勉强地笑了笑。大厨不卑不亢，很少说话，日本人称他为“哑巴大厨”。

不久，白楼镇出了两桩命案。先是进进出出总牵着一只狼犬的木下被勒死在镇东的杏花楼。继而，中队长的一个翻译官何先生在一次赶圩时，大白天，被人用乱棍打死。

整个白楼镇百姓的心一下子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张大厨的皇宫饭庄也被封闭，不准任何中国人进去吃饭。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饭庄里的一眼水井也有人看守。

一天早晨，大厨照例在厨房里忙着。一位屠户送来一扇猪肉。

“张大厨，还认得我吗？”大厨注视良久：“哎呀呀，是你！”又惊又喜。夜里，大厨对母亲说，刘一刀回来啦！大厨的母亲一时没想起来刘一刀是谁。

大厨说，爹在世时，送猪肉的刘屠户，杀猪下刀下得贼准的那个刘一刀。

一连几天，刘一刀都来送猪肉，每次来，都有日本兵跟进跟出，逗留的时间很短。一晚，大厨告诉母亲，那两个人是刘一刀他们杀的。母亲说，我估摸着也是他，别人谁有这个豹子胆？有次送肉，走的时候，刘一刀狠狠地踩了大厨一脚。大厨弯腰一看，案板底下有个小纸包。大厨慌忙蹲下，假装系鞋带把小纸包塞进鞋帮里。大厨回家打开一看，吓得整夜没睡。

“行不？”第二天，刘一刀问。“不行，”大厨不敢正眼看刘一刀，“他们盯得紧。你都瞧见了，炊事兵在开饭前，每样东西，总让我和那狼犬先吃。”

“没别的法子？”第三天，刘一刀问。大厨摇头。

第四天，刘一刀又问。大厨还是摇头。

“想出法子了？”第五天，刘一刀问。

大厨把头轻轻点了点，说，找一只狗，用麻油炸耗子喂养几天。

送走刘一刀，大厨对西田说：“太君，我不舒服，回家休息了。”大厨还比比画画做了个躺倒休息的动作。

大厨回到自己屋里翻看一本厚厚的书。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

天很快暗下来。

张大厨划着一根火柴，颤抖着手将煤油灯点燃，满屋子便弥漫着暗红的亮光。光亮中，大厨那壮实的身体宛如一座山。

后来大厨又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檀木箱子，找了几本焦黄的书，东抄西抄。

深秋的白楼镇，已经很冷了。大厨坐在床上缩起脖子，时不时地袖一袖手。虽然一整天没吃东西，可大厨一点儿也不觉得饿。

夜至三更，大厨伸了伸腰，温了壶酒，款款地喝。渐渐地，大厨那张敦厚的脸上泛起团团红晕，渐渐地，大厨就迷迷糊糊和衣睡着了。

接连几天，大厨悉心地给几个日本炊事兵讲一道名菜“佛跳墙”的做法，还许诺说，到了冬天，一定做给他们尝尝。西田听得非常仔细，还用猪肉试做了，很香，很酥，很鲜。西田请大厨用中文写了许多配料的名称，并一个劲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有狗肉，就大大的好啦。

那天刮着风，下着雨，白楼镇显得清冷。屠户刘一刀扛着一只肥肥的大狗走进皇宫饭庄时，最高兴的是西田，“哟唏哟唏”叫个不停。

“佛跳墙”这道菜是在晚餐吃的。据说，那香味儿香遍半个白楼镇。

照例，大厨和宪兵队的那只狼犬先尝。

很快，风卷残云。

大厨待日本人吃完以后，生吃了一个白萝卜就回屋了。走的时候，大厨顺手递了个白萝卜给西田吃。

大厨回屋以后对家人做了一番交代。

一夜无事。

第二天，大厨和他的家人不知去向。而驻扎在白楼镇的宪兵除一个人之外，其他的都睡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站岗放哨的也进了阎罗殿。

这就是民国三十一年轰动一时的白楼镇事件。

1995年春，那个幸存的日本人西田来到白楼镇，对镇长谈起这件事，不经意提到了大厨吃了个白萝卜，他也吃了个白萝卜。

这白萝卜兴许就解了毒。

（选自《小小说选刊》）

读想象文学的“不要”

论说性作品要传达的是知识——在读者经验中曾经有过或没有过的知识。想象文学是在阐述一个经验本身——那是读者只能借着阅读才能拥有或分享的经验——如果成功了，就带给读者一种享受。因为企图不同，这两种不同的作品对心智便有不同的诉求。我们都是经由感官与想象来体验事情。我们都是运用判断与推论，也就是理智，才能理解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时用不上想象力，或我们的感官经验完全独立于理性的洞察与反应之外。关键在强调哪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小说主要是运用想象力。这也是为什么称之为想象文学的原因，这与理性的科学或哲学相反。

有关想象文学的事实，带引出我们要建议的否定的指令：不要抗拒想象文学带给你的影响力。我们讨论过很多主动的阅读方法。这适用于任何一本书。但在论说性作品与想象文学中，适用的方法却不大相同。阅读论说性作品，读者应该像个捕食的小鸟，经常保持警觉，随时准备伸出利爪。在阅读诗与小说时，相同的活动却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如果容许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有点被动的活动，或者说那是带着活力的热情。在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一定要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让故事在我们身上活动。我们要让故事贯穿我们，做任何它想要做的事。我们一定得打开心灵，接纳它。

论说性作品与想象文学的基本不同，又造成另一个差异。因为目标完全不同，这两种作品的写法必然不同。想象文学会尽量使用文字潜藏的多重字义，好让这些字特有的多元性增加文章的丰富性与渲染力。但丁的《神曲》使用的是一般的诗与小说，但每个人阅读起来却各有不同的体会。论说性作品的逻辑目标则是完全清晰，毫无言外之意的解说。在字里行间不能有其他的含意。任何相关与可以陈述的事都得尽可能说个一清二楚才行。相反地，想象文学却要依赖文字中的言外之意。多重含意的隐喻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讯息，有时比文字本身还要丰富。整首诗或故事所说的东西，不是语言或文字所能描述的。

从这个事实，我们得到另一个否定的指令：在想象文学中，不要去找共识、主旨或论述。那是逻辑的，不是诗的，二者完全不同。诗人马克·范多伦曾经说：“在诗与戏剧中，叙述是让人更模糊的一种媒介。”譬如，你根本就无法在一首抒情诗的任何文句中找到任何他想要“说明”的东西。然而整首诗来看，所有字里行间的关联与彼此的互动，却又陈述了某种完全超越主旨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从诗、故事、特别是戏剧中学习，可以从小说在我们想象中所创造出来的经验中学习。在这样的状况下，诗与故事能带给我们愉悦，同时也能教育我们，教导我们衍生的意义。为了从这样的书中学习，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思考。

最后一个否定的指令：不要用适用于传递知识的、与真理一致的标准来批评小说。对一个好故事来说，所谓“真理”就是一种写实，一种内在可能性，或与真实的神似。那一定要像个故事，但用不着像在做研究或实验一样来形容生活的事实或社会的真相。如果是解剖学、地理或历史作品，被当作是专门的论述，却出现技术上的错误，那就应该被批评。但将事实写错却不会影响到一部小说，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将整体表现得活灵活现便行了。

（节选自艾德勒、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在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州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离骚》中“朝发韧于苍梧兮”的“韧”（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这些都足以说明荆州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因素。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传承中，有自身的系统性。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州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如天道（天气），袱子（手巾），訍（约、邀请），地噶（一点点），黑汗水流（汗流浃背）等。

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许多次移民，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新发展。

武王伐纣之时，楚国有先人名为“熊绎”者，起于今天的香溪河畔的秭归，参与了武王伐纣的壮举。周王封熊绎管辖今秭归、宜昌、远安、兴山等若干县市，熊绎苦心经营，筚路蓝缕，逐渐壮大，因秭归是大山区，加之巴国正强盛，不好发展，所以终于走出秭归大山区，来到沮漳河平原，即远安一带，约历二十君后，又在西周末年迁至今之江陵。由于以上原因，今天的秭归、兴山、宜昌、枝江、远安、荆门、当阳及荆州区大部分居民的口音尾音多带卷舌，如“鸡”称为“鸡得儿”，“猪”称为“猪得儿”。这些地方深受古楚语的影响。

楚国消亡，代之以秦汉，汉时天门、京山、潜江、石首、公安等以荆州口音为主，荆州市所辖的江陵县，即沙市东区以外，都是汉话，即荆楚底层方言。

南北朝时，时局动荡达五百多年，民族融合，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移。

清朝顺治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城大而西城小，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

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60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

明清之时，资本主义已萌芽，商业发达。沙市，武汉等为长江天然良港，南来北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沙市为长江九大码头之一，沙市市尤为繁荣。武汉、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西南官话（即今四川话）统治一时，人们总以口音定身份。

抗战之时，民国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话”的流行加速了“荆沙腔”的发展。沙市靠近码头，“武汉”及“四川”味当然比城内要浓一些，至今如此，这是荆州城话与沙市话的区别。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

总之，方言是历史的产物，相信随着信息共享的实现，人口的不断融合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形成，方言最终会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保存下去。

(黄晓南《浅议荆州方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