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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下列小题。
孙甘露：诗意常在，反对庸俗
孙甘露一直给人“低产闲散慢先锋”的印象，时间一长，大家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孙甘露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代大都市里的南朝名士，不食人间烟火，诗酒度日，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生活，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写作。
魔术与庸俗现实主义文学
时代周报：博尔赫斯说诗歌是魔术，您是否认为小说也是一种文学的魔术？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的魔术？
孙甘露：对于小说来说，魔术的功用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一功能在某些读者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会把小说视作课本、新闻报道、纪实故事，却不把它视作魔术。我不是说好的小说就是魔术，但是它有这样的魔力。小说运用的材料都来自现实生活，但是它反映和揭示的问题与现实本身并不一致。我拿一块布给你看一块布，那没什么神奇。小说家就像魔术师，他给你看一块布，掀开，突然冒出来一只鸽子、一杯水，甚至，一个人。这就是魔术，小说有唤起惊讶的魔力。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出现了及物性的倾向，更加写实，您觉得出现这样的倾向，是作家对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领悟，还是他们学会了“现实”？
孙甘露：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有许多实验性的成分。在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写实”的浪潮，现实庸俗化的写法成为了主流。当然这里有社会变迁的因素，回避是他们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80年代实验的热情，不仅仅是文本的实验，还有方法的、政治的，以及各种抱负的实验，这种冲动在90年代不存在了。这和绘画中的“玩世现实主义”，就是那些画一个大头，画50年代的搪瓷碗的那种，在90年代成了潮流一样。但我觉得，就整体而言，90年代的中国文学接受的是80年代文学的遗产。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中国，这种庸俗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是存在的。
时代周报：在上海这样一座世俗的城市，您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写作的方式也以特立独行著称，作为专业作家写作了这么多年，在精神上是否会感到过孤独？
孙甘露：天性上来说，我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的。好比有的人在家里待不住，我不会这样，我挺享受在家里待着的状态。阅读和写作，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许有的人会感觉烦躁，但我不会因此而感觉不悦。对我来说，孤独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一种处境造成的。我并不感到孤独。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孤独，但是对我来说，我享受孤独。我觉得一个作者，真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其实也就那么几句。当然我不是说写得多不好，你要能写成托尔斯泰那样也很好，你要像兰波那样，一两册也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新作者。仿佛五十岁之前，都是在做准备。不是准备写某个作品，而是准备写作。一个作家一定是逐渐成熟成长起来的，我一直在学习写作，学习写作这种技艺。
语言的精雕细刻与个人有关
时代周报：在上海，您、格非、陈东东、宋琳等等小说家和诗人，都有喜欢对语言精雕细刻的共同特征，您觉得你们对语言的迷恋，和上海这座城市有没有关系，还是说跟个人趣味的关系更大？
孙甘露：两重因素都有。在上海，以一种“张家长李家短”的语言来写小说的也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对语言的敏感首先肯定和作者本人有关。就地域而言，我们其实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有一类是移民，格非是从外省到上海来读书的。情况各有所不同，应该说，我们选择这样的语言方式，和我们个人经验以及城市生活都有关。
当然，我们说上海有这样的作家诗人，不表示其他地方就没有。北京的西川、四川的万夏、钟鸣、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人都是语言非常考究的诗人和随笔作家。地域会对作家产生影响，你看《今天》派的诗人和四川诗人、上海诗人在语言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北京的《今天》派诗人有很强的政治诉求，四川、上海的诗人可能更多地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的载体，直接导致他们诗作的含义、主题、构思、意象、情怀都有差异。食指在知青中传颂一时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我不相信》和万夏的诗歌，自然是意趣迥异的了。这种集体的差异应该与城市有关。
时代周报：近些年您写的随笔比较多，写随笔是因为随笔这种文体比较灵活，随时都可以记录内心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是说自己其实更喜欢写随笔，所以把随笔写作作为近期的重心？
孙甘露：我近期在写一个长篇，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但我还没有写完。
在90年代，我主要写了三本随笔，这个文体帮助我渐渐走向现在的写作状态，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我的随笔严格来说是我的阅读笔记。读小说也好，读诗也好，读理论也好，我会有感而发写一些阅读笔记。这些笔记并没有全部发表，有些适合发表，有的不适合。所以，你就会知道，像我的《上海流水》这样的作品，是经过编辑的，发表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所有这些随笔，我从广义上都称之为笔记，当然，也未见得全部都是笔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要出一本关于《小团圆》的文集，沈双编的，他们来约稿，字数也不要求，那我就写了七八千字给她；又比如陆灏来约我写奈保尔，我问写多少字？他说随便，越长越好，那我就写了一万多字给他。这种写作与当下的阅读有关，又是一种约稿的产物。这也有一个互动性的方面在。它不是一种商业宣传性质的写作，和我的思考相关，而不和商业计划相关。
(本文：时代周报 )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E．就像格非、陈东东、宋琳等作家一样，孙甘露也会对自己的语言精雕细刻，源于 他们对语言的迷恋，更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作为专业作家，孙甘露没有迎合世俗，一直在享受着自己那份独有的孤独，这在本文中是如何体现的？
（3）阅读文章，分析孙甘露的作品对语言精雕细刻，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
（4）有人认为，在潮流涌动的社会浪潮之中，“诗意的生活”已经不太可能实现，我们还得随波逐流，像余秋雨一样适应现代的社会，并成为时代的先锋；也有人认为，不管社会如何进步发展，我们都应该守住根本，反对庸俗，像孙甘露一样诗意常在。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
孙甘露：诗意常在，反对庸俗
孙甘露一直给人“低产闲散慢先锋”的印象，时间一长，大家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孙甘露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代大都市里的南朝名士，不食人间烟火，诗酒度日，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生活，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写作。
魔术与庸俗现实主义文学
时代周报：博尔赫斯说诗歌是魔术，您是否认为小说也是一种文学的魔术？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的魔术？
孙甘露：对于小说来说，魔术的功用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一功能在某些读者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会把小说视作课本、新闻报道、纪实故事，却不把它视作魔术。我不是说好的小说就是魔术，但是它有这样的魔力。小说运用的材料都来自现实生活，但是它反映和揭示的问题与现实本身并不一致。我拿一块布给你看一块布，那没什么神奇。小说家就像魔术师，他给你看一块布，掀开，突然冒出来一只鸽子、一杯水，甚至，一个人。这就是魔术，小说有唤起惊讶的魔力。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出现了及物性的倾向，更加写实，您觉得出现这样的倾向，是作家对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领悟，还是他们学会了“现实”？
孙甘露：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有许多实验性的成分。在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写实”的浪潮，现实庸俗化的写法成为了主流。当然这里有社会变迁的因素，回避是他们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80年代实验的热情，不仅仅是文本的实验，还有方法的、政治的，以及各种抱负的实验，这种冲动在90年代不存在了。这和绘画中的“玩世现实主义”，就是那些画一个大头，画50年代的搪瓷碗的那种，在90年代成了潮流一样。但我觉得，就整体而言，90年代的中国文学接受的是80年代文学的遗产。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中国，这种庸俗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是存在的。
时代周报：在上海这样一座世俗的城市，您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写作的方式也以特立独行著称，作为专业作家写作了这么多年，在精神上是否会感到过孤独？
孙甘露：天性上来说，我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的。好比有的人在家里待不住，我不会这样，我挺享受在家里待着的状态。阅读和写作，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许有的人会感觉烦躁，但我不会因此而感觉不悦。对我来说，孤独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一种处境造成的。我并不感到孤独。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孤独，但是对我来说，我享受孤独。我觉得一个作者，真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其实也就那么几句。当然我不是说写得多不好，你要能写成托尔斯泰那样也很好，你要像兰波那样，一两册也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新作者。仿佛五十岁之前，都是在做准备。不是准备写某个作品，而是准备写作。一个作家一定是逐渐成熟成长起来的，我一直在学习写作，学习写作这种技艺。
语言的精雕细刻与个人有关
时代周报：在上海，您、格非、陈东东、宋琳等等小说家和诗人，都有喜欢对语言精雕细刻的共同特征，您觉得你们对语言的迷恋，和上海这座城市有没有关系，还是说跟个人趣味的关系更大？
孙甘露：两重因素都有。在上海，以一种“张家长李家短”的语言来写小说的也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对语言的敏感首先肯定和作者本人有关。就地域而言，我们其实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有一类是移民，格非是从外省到上海来读书的。情况各有所不同，应该说，我们选择这样的语言方式，和我们个人经验以及城市生活都有关。
当然，我们说上海有这样的作家诗人，不表示其他地方就没有。北京的西川、四川的万夏、钟鸣、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人都是语言非常考究的诗人和随笔作家。地域会对作家产生影响，你看《今天》派的诗人和四川诗人、上海诗人在语言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北京的《今天》派诗人有很强的政治诉求，四川、上海的诗人可能更多地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的载体，直接导致他们诗作的含义、主题、构思、意象、情怀都有差异。食指在知青中传颂一时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我不相信》和万夏的诗歌，自然是意趣迥异的了。这种集体的差异应该与城市有关。
时代周报：近些年您写的随笔比较多，写随笔是因为随笔这种文体比较灵活，随时都可以记录内心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是说自己其实更喜欢写随笔，所以把随笔写作作为近期的重心？
孙甘露：我近期在写一个长篇，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但我还没有写完。
在90年代，我主要写了三本随笔，这个文体帮助我渐渐走向现在的写作状态，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我的随笔严格来说是我的阅读笔记。读小说也好，读诗也好，读理论也好，我会有感而发写一些阅读笔记。这些笔记并没有全部发表，有些适合发表，有的不适合。所以，你就会知道，像我的《上海流水》这样的作品，是经过编辑的，发表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所有这些随笔，我从广义上都称之为笔记，当然，也未见得全部都是笔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要出一本关于《小团圆》的文集，沈双编的，他们来约稿，字数也不要求，那我就写了七八千字给她；又比如陆灏来约我写奈保尔，我问写多少字？他说随便，越长越好，那我就写了一万多字给他。这种写作与当下的阅读有关，又是一种约稿的产物。这也有一个互动性的方面在。它不是一种商业宣传性质的写作，和我的思考相关，而不和商业计划相关。
(本文：时代周报 )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一直以来，孙甘露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生活在当代大都市里的南朝名士，不食人间烟火，总是诗酒度日，因此，他是“低产散慢先锋”。 |
| B．“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生活，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写作”，是作者对孙甘露的高度评价，放在采访的开头，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孙甘露的生活和品质。 |
| C．孙甘露认为，小说也是一种文学的魔术，是因为好的小说，虽然来自于现实，像一块白布一样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它具有一种唤起惊讶的魔力。 |
| D．上海这样一座世俗的城市里，孙甘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他的作品都以特立独行而著称，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 |
（2）作为专业作家，孙甘露没有迎合世俗，一直在享受着自己那份独有的孤独，这在本文中是如何体现的？
（3）阅读文章，分析孙甘露的作品对语言精雕细刻，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
（4）有人认为，在潮流涌动的社会浪潮之中，“诗意的生活”已经不太可能实现，我们还得随波逐流，像余秋雨一样适应现代的社会，并成为时代的先锋；也有人认为，不管社会如何进步发展，我们都应该守住根本，反对庸俗，像孙甘露一样诗意常在。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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