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果。导弹、卫星、嫦娥、北平。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在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舞台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勛科学家孙家栋收获如此评价。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相连。求学时，他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1958年，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1967年又被钱学森点将，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从此与中国卫星结下不解之鰾。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系列原总设计师戚发对这位老朋友敬佩不已：“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

成发韧的总结令人信服。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了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孙家栋紧紫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这四个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的这一“特点”感受颇深。“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建设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有两条路摆在了大家面前：一是一步建成全球乃至世界主流，但不符合中国实：二是分步优先建成区域系统，但世界尚未有先例。

中国的导航系统如何建设？孙家栋独具慧眼，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该验、后区域、再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谈及当时的决策，孙家栋解释说，“首先，卫星的数量可以少，我们集中精力为我们国家本土加上周边来服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需要的事情。步子相对迈得小一点，可以摸索更好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北斗系统优先建设区域组网成功提供优质服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目前，日本、印度也纷纷采取此种建设方式，中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为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脚路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地“务实”，在同事和下属的眼中，是搞科学该有的精神。“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求全求大，不能好高骛远。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总能运筹惟，统领全局，是个睿智的老头。”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女种”徐颖如是说。

2009年，孙家栋寿辰时，钱学森给他寄来了贺信，80岁的孙家栋成了钱老口里的年轻人：“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表心的祝贺！”

(摘编自宋雅娟《孙家栋：航天赤子心》)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1月12日)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23日)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摘自《辞海》第六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迟子建

①在墨西哥城国民宫观看壁画大师里维拉的作品，那斑斓的色彩，汹涌澎湃的气势，立刻让你觉得你与大手笔相逢了。这数十米长的巨幅壁画，向我们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墨西哥民族历史的风云画卷，画面上刀光剑影，战马、铠甲、长矛、弓箭、炮火、枪支，硝烟，向我们讲述了不同时代的血雨腥风。相比于这些充满了战争意味的壁画，我更喜欢二层回廊的几幅作品，那里有头戴花冠的神灵，染布和造纸的妇女以及持锹种玉米的男人。环绕着他们的，是火山、庙宇、水渠和树木。这些风景和人物，好像沐浴在晚霞中，给人无以伦比的安详感。 

②那一瞬间，两个里维拉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是拔剑怒吼的斗士，一个是柔情似水的诗人。

③里维拉不仅仅因为他的壁画在墨西哥家喻户晓，还因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著名画家——弗里达·卡洛。 

④弗里达·卡洛出生于墨西哥，6岁时患小儿麻痹，18岁遭遇车祸，一根钢柱刺穿了她的骨盆，全身十多处骨折。这次事故造成的恶果，使她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三十多次的手术。然而病床和轮椅并没有囚禁她，卡洛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在自己的蓝屋中作画。蓝屋是卡洛的出生地，也是她的死亡地。卡洛的作品，大多诞生在这里。蓝屋外的墙壁是一色的海蓝色，花园里生机盎然。这亘古常青的海蓝色和这绿树红花的花园，对比起卡洛伤残的一生，总让人有些压抑和忧伤。

⑤展厅里有很多幅卡洛不同时期的照片，她那几乎连成一体的漆黑浓重的一字眉、深沉明净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唇角、微翘的下巴，看上去是那么的坚毅、高贵而冷艳。卡洛因为不堪病痛的折磨，依赖上了烈酒、香烟和麻醉品，它们像火焰一样为她照亮了画布时，也让她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静静的焚烧，将她无声地推到了悬崖边。同行者中，有人在寻找那幅几乎成为她的代表作的《断裂的脊柱》，可我不想再看刺中卡洛的钢柱，不想看她的眼泪和遍布于身的钢钉，因为已看到的画作中，她那裸露着的滴血的心脏，身上横插着的箭矢，以及那哀怨而不屈的眼神，已深深刺痛了我。

⑥1954年，她画了《生命万岁》。画面是剖开的西瓜，汁液旺盛，鲜浓欲滴，那些满月、半月和锯齿形的刀痕，触目惊心。与其说这是一幅静物画，不如说这是卡洛的一幅自画像。她的一生，正是这样，刀痕累累，鲜艳夺目。辞世的最后一天，卡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希望永不再来。”

⑦卡洛是不会再来的。她和她的作品，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无法模仿和复制，已成传奇和经典。卢浮宫收藏的首位拉美画家的作品，就是卡洛的自画像《框架》。卡洛的作品尖锐、深刻、如梦似幻，法国超现实派领袖布鲁东称卡洛的作品充满了超现实的意味，可卡洛说：“我不是什么超现实派，我画的只是自己，我所经历的一切。”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可以看出卡洛确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这也说明，任何的流派，对于天才的双足来说，都是可笑的小鞋。

⑧里维拉和卡洛，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废墟上的精灵。里维拉为了复兴墨西哥文化，在废墟上翱翔，以强健的翅膀，搏击出一片幽深广阔的艺术蓝天；而卡洛置身“废墟”上，在蓝屋里曼妙起舞，浅吟低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