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送来的三袋米

爸从乡下来，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袋米。

爸说：“这是今年的新米，带给你们尝尝。”妻笑着说：“谢谢爸爸。”

晚饭是用爸带来的新米煮的。“哇，真香！”妻对爸说：“这米比我们买的好吃。”爸开心的笑了：“咱自个种的，还能孬？”

晚上，妻对我说：“爸也真是的，从大老远来，为的是送一袋米。”我说：“这是爸的一番心意。”妻感动的说：“爸真好。”

一个月以后，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又送来一袋米，爸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城里竟然有人卖有毒大米，还是家乡米放心。”妻说：“爸我们吃的是大超市买的米，人家有信誉保证呢。”

爸憨憨的笑了。

妻把我拉进厨房，说：“你跟爸说说，往后别送米了，来回车费四五十块，爸也不算算，这么一折腾，米都什么价了。我们刚刚贷款买了房子，爸也不想着替我们把钱省着。”我笑着说：“你以为爸和你一样是学经济管理，懂得成本核算啊。”

饭时，我对爸说：“您往后别送米了，吃不完没地方放。”爸不作声，埋头扒饭。妻挤眉弄眼地朝我笑。

第二袋米还没吃完，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大袋米，比上次那袋多出了一半。

妻不高兴了，在厨房里一个劲地埋怨我。爸正在客厅看电视，自个儿乐。

我把爸叫到里屋，说：“跟您商量件事，您往后就别送米了，行不？大老远的，花车费不说，人也折腾的累，不值。”

爸脸上漾着笑没了，一脸难色。他说：“你不晓得，老家隔壁，你李婶的儿子，每次开车回去接她到城里，李婶总要问我啥时在到城里玩，我说：‘我儿子早跟我说了，只是我舍不得丢下那块地。'秋收了，闲了，再找理由说不过去，我寻思着还真得来，可我不能空手啊，车费不能白花，乡下没稀罕东西，带来米免得你们买。儿啊，你的话爸懂，爸晓得你们的难处，爸这次回去，可以跟你李婶说城里我都去了三遭，我都玩腻了。只是爸没想到会闹得你们不开心。”

爸低着头，那神情就像犯了错误不知所措的孩子。我心里发酸，一阵沉默。爸突然抬头说：“儿呀，其实，爸是真的想你们哪。”

爸的声音哽咽了。

晚上，我给妻讲老家的邻居李婶，讲老爸的经济学观点，讲老爸的眼泪。

妻哭了，搂着我，轻轻地说：“等我们条件好了些，就把爸接来吧。”

人生有多少尴尬就有多少美丽，有多少美丽就有多少至真的情。我的老爸啊，您送来的岂止是三袋米……

①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以理性的力量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迷信和愚昧的阻碍，建立了一个个向未知领域深处挺进的堡垒。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伯纳姆并不是在故作危言。在书中他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众多当代研究成果，展开了详尽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上述结论获得一个更全面深刻的印象。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把重大活动的开幕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了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失败、迷信胜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剥离了具体知识背景，采用新闻、广告宣传模式支离破碎地介绍科学的产品或成果，往往同时还伴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二是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阵地，把科学普及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初等教育人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同样存在。

⑤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⑥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⑦以上是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获得一点启示，并对中国科学普及现状进行的一点反思。伯纳姆的著作犹如一剂清醒剂，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一种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并且应该去做。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