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霍金（节选）

①（霍金的）车驶近了，我却 了，是敬仰，是震惊，是凝视，是沉思；都是，或许都不是——在他经过我身边的那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目送着他静静地过去。

②这是一个弱小的身躯，稍向右侧倾斜地靠在——或者说是被安放在——轮椅车背上。除了他的目光，似乎见不到他有其他动作。他的目光显得异乎寻常，可以看成极度冷漠，也可以视为显示着超常的魅力。我想走上前去，又下意识地摸着照相机，但我既没有移步，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的背影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

③或许是霍金独特的形象震撼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随时面对逼近的死神却依然像超人那样奋斗的人，对他的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更不用说任何好奇的举动或过分的热情表现。

④或许是周围的人感染了我。当霍金经过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毫无异样，就连照料他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⑤霍金的轮椅渐渐消失了，就像路上无数过往的行人一样。

⑥霍金是不幸的，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了罕见的疾病，要不，凭着他的才华和毅力，他完全能为人类作出更杰出的贡献。

⑦霍金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他也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不，他如何能完成他的著作，如何能继续他的生命和工作？他的轮椅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机械和电脑，他的身前就有显示屏和特殊的键盘，这是IBM公司专为他设计制造的，所以他才能自如地操纵轮椅，才能传达自己的思维，才能延续他的生命。

⑧我更庆幸霍金生活在剑桥，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不必随时面对镜头、鲜花、握手和掌声，不用应付集会、宴请、报告和表彰，因为大家都懂得个人的价值和时间的可贵。

⑨愿霍金在平静中度过他不平凡的一生，更愿世界上其他“霍金”能像他那样幸运。

论中国古代隐士——以陶洲明为例

张梦秋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能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有删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呈现新气象，许多诗人积极探索诗歌创新，好的诗歌也时而涌现，新诗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曾几何时，诗歌却逐渐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为什么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而却在迅速衰落？

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之一：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有关方面还没有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新诗作者的提升和培养等问题，做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不仅如此，有的报纸杂志还对诗歌的这种衰落现象推波助澜，不做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一些诗歌编辑喜欢编发云遮雾罩、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大学“权威”教授还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歌作者失掉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怪圈旋涡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衰落得最为严重？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今天我们何以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需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发出“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练，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保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恐怕不能老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今天，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新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做出不懈努力。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由大学和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专业队伍，联手进行研究攻关；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普及；三是报纸杂志，尤其是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繁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做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桑士达《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