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土豆等，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撤切尔夫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改革开放、旧邦维新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会唱歌的泥巴

谢庆立

材料一

幌子俗称酒帘，是古代酒店以其引人注目、招揽顾客的招牌，又称望子、酒旗等，最初是酒家使用的，后来加以引申，凡商店门面上展示形象性的行业标记，以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符号传达商品信息、辅助经营和招揽顾客的旗帜，统称为“幌子”，它是商家向消费者宣传生产或经营事项的标志。

招幌是伴随市场商业行为而兴起的，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萌生和演化，反映了古代商品交换日趋繁荣的历史进程，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商业民俗。周朝的市场管理由“司市”负责，在经营活动期间，要挂起旗帜表示开市。可见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已经使用旗帜作为市场运行的标志系统。战国时期出现了正式意义上的幌子。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显然已是酒铺的标志，表明当时店家已懂得用高悬酒旗来招徕生意。汉代商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招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时卖药者就不乏以药葫芦为幌的。唐代集市与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店铺标志在诗歌中有大量的描写，如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更是在《江南春绝句》中将酒旗融入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如画美景中。可见，在唐代商铺中已经广泛使用标志系统。宋代市场经济更为活跃，商业城市的涌现，使旗帜商幌得以广泛地使用，商业类的标志愈加丰富。此后，招幌的形式日趋丰富，我们可在明清时期游记、笔记、小说及年画作品中看到大量商铺招幌的描写或图像。这表明明清时期招幌更加成熟。民国之后，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及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招幌逐渐被霓虹灯所取代，在大街小巷中已经难觅其身影。

（取材于许大海文章）

材料二

酒旗就是最有特色的招幌式广告。

酒旗的别名很多，由于多系缝布制成，故又称酒旆、锦旆、青帘、杏帘、酒幔等；酒旗可用多种布料制成，以颜色分，可称为青旗、素帘、翠帘、彩帜；以功能分，又可称酒标、酒招、望子等。就其外观形状而言，酒旗大致有三类：一是象形类，以酒壶等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二是标志酒旗，即旗幌及晚上的灯幌；三是文字酒旗，以单字、双字甚至是对子、诗歌为形式特征。古时酒旗上的题字多请名家手书，其内容或俗或雅，目的都是宣扬酒的醇正、酒家名牌、酒楼名座等。酒旗上大多署店家字号，有的干脆只写一个“酒”字。

酒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观其规格足以让顾客知道酒店的规模与经营情况，所以它也是酒店自身的一个徽标。根据店主身份的高低和酒店规模的不同，酒旗的种类和规格也不同。名家酒店悬挂“锦旆”，普通店家是“青帘”，而偏僻村野的鸡毛小店，则扎一个“草帚儿”。草帚是酿酒滤清的工具，取意为“扫愁帚”，让顾客来此能够开怀畅饮，扫除心头的烦恼。

酒旗作为一种商业广告，不仅传达着商品交换的经济信息，而且成为社会政治和民俗文化心理的载体。历代文人多以它为意象，来抒写内心的情感。“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可以想见太平时代的市井繁华；“杏帘招饮客，在望有山庄”，给人以羁旅行路，渴望驻足安顿的感受。作家们在作品中所以能把酒旗的意象描写得这样鲜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酒旗是依情感记忆的方式内化到人们诗人心底的生活事象，因此当作家进入创作时，脑海里储存的表象，就会随着情绪记忆和心理联想，将其复现在艺术形象体系当中。

（取材于王少良、王欢文章）

材料三

招幌是古代广告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以其生动的造型和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在中国广告史上独树一帜。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的经营方式、店铺的装饰方式传入中国，高科技广告设施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招幌，如霓虹灯、广告箱等被许多店铺所采用。那些具有特殊风格、富于象征意味的招幌正从商业区迅速消失，被千篇一律的店牌所取代；中国式的街巷之美逐渐消失。但是，幌子所构成的市井文化和民俗风景却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正如相关专家所言，“传统幌子至今仍为世人关注、青睐，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同古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传承文化事象”。

在当代商业社会，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招牌在与现代化的手段结合之后，如何传承其传统文化精髓？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中凸显其价值？这是当代的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传统招幌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但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招徕方式，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也确实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与当代商业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对建筑结构的额外要求，繁复巧妙的技术工艺导致无法批量生产等。我们应该挖掘、保护和发展其有意义的价值。

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传统店铺招幌形式的确应该被传承和发展，而不是被抛弃，因为它的设计形式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如在一些仿古的酒家店铺门前挂幌子，这不仅是因为幌子能招徕顾客，更因为它取材简单、经济实用，又别具特色。台湾对传统店铺招幌的保护和传承值得我们借鉴。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没有盲目地抛弃传统招幌，在很多商业区，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传统店铺标识。这些传统的中国招幌形式，虽然为适应夜间经营需要，在招幌中加入了灯光效果，但整体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式样，与那些千篇一律的灯箱式店铺标识相比更显得丰富多彩。在今天崇尚新潮的商海，一面布幌子，同样会为你的生意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取材于樊清熹、许大海相关文章）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来，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