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满山的山花啊

乔 叶

明天就是农历三月初三，是“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的那个三月三，也是踏青游玩正当时的那个三月三。

恰逢上泌阳举办盘古文化节，午饭过后，便被主办单位安排登泌阳的铜山。 导游是个面色黎黑纯真朴实的山里的女孩子，穿着崭新的鲜红运动套装，很庄重的样子。 由于紧张的缘故，除了必要的景点介绍，她一直沉默。

“这山里还有什么特别的？”有人问。

“有。”她说，“花。”

花。确实，这山里除了叶的绿和石的青，其他的颜色就都是花的了。这些花我大半都认得。沿着山谷攀援而上的，有一丛丛金黄色和纯白色的唇型花朵，那是金银花。缓坡上娇弱安卧的，穿着深红、浅红和乳白色衣衫的纤细花朵，那是瞿麦。和金银花的金，油菜花的金以及迎春花的金比起来，连翘花的金又有所不同：也许是因为在深山里面，见得人少的缘故，它显得格外热烈，格外烂漫，格外没心没肺，无拘无束。

我知道，这些花都是药。我问小导游：有没有人上山采药？她说：没有。我默然。想来也是，这些花现在已经被圈在了景区之内，应当是景区的资产，怎么能允许随便采呢？

不经意间，一回头，就可以看见一两株桃花红和梨花白。和那些琐琐碎碎的花比起来，这些花树绽放得肆意大气，气势磅礴。不过，我也知道，因为无人修剪，这些树的结果功能会越来越退化，到季时多半只能挂些小果，而那些青涩的小果，只能留给鸟儿吃。

这些花儿，都是寂寞的。这满山的花，都是寂寞的。

我蓦然想起一个女人。

那是多年前看过的一个记录片：一个陕西女子，于山中生活多年，从没有出来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村里几个女人来到了西安，走在西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大街上，同伴们都兴高采烈地看稀罕，她却突然蹲在马路边，痛哭失声。人们问她是不是钱包丢了？她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还可以这样生活？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

这个记录片当时是在央视放的，很轰动，曾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说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山妇来说，如果她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那她还不如当初就不出来，一辈子待在山里或许才是最幸福的。也有人说她出来看看也可以，只要不想太多就行了，就像她那些同伴。对某些人而言，懵懵懂懂才会少有烦恼。对这些，我都不能认同。事实上，从她失声痛哭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已经被改变了。没错，她可能还得回到深山里继续以前的日子，但那继续只是表面的。她知道了西安，她知道了通往西安的路。她可以不止一次地走进西安，她可以在内心一点点地靠近西安。她靠近西安的痕迹会镌刻在她的汗水里，脚步里，笑容里，皱纹里。也会镌刻在她对孩子的引领里。在她的意识里，西安这座繁华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精神生活和纯粹理想，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生活——成为一个梦。

这多么重要。一个有梦的女人，她的名字注定将会与那些山妇有所区别。或许做了一圈梦之后，她还是会在山里做山妇。但此山妇与彼山妇已经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又想起了陶渊明。陶渊明“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生活潇洒得千古芬芳。而有史料记载，一日，朋友去看他时他却正为儿子叹息。他说他有意让儿子出仕，朋友不解，陶渊明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能够淡然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了繁华，从繁华到淡然固然是一种境界，可我儿子还不知道繁华是什么样呢，就让他这么过一辈子，对他是残忍的。

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正如只有饮遍了世间美酒的酒徒才最有资格说清水至味一样，所谓平淡是真，背景必须得是无数的斑斓锦缎。如此，风吹烟云散尽才果然能让人看到万里苍穹。这是阅历的力量，这是底蕴的力量，这是紫陌红尘的力量。经过这些力量清洗之后，才是境界。因此，即使是佛祖青睐有加的唐三藏，也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取回真经。

所以，那个陕西女子的哭，让我久久难忘。她应该哭。她的哭，比那些懵懵懂懂逛城里的同行者的笑，更美。

这是一朵醒了的山花。

“这小姑娘是该到外面见见世面的。”

“其实她这样也挺有风味的。鲍鱼有鲍鱼的美，野菜有野菜的香。”

……

眼看就下山了，我隐约听到后面的人在议论那个小导游。我沉默。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的山花从我面前闪过。我只有沉默。我知道会有无数的人说：这些花与大自然多么和谐，多么一体，它们就该长在这里。但我也知道，这是城里人的话。感叹的生活是诗歌，抒情的生活是散文，除此之外的一切严酷真相，都是小说。

这满山的山花啊。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

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

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