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去读，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便有了不少纷争。

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自此，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认为《登高》一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为压卷之作，王世贞也认为：“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当代学者孙绍振则认为王昌龄《出塞（其二）》，“不论从意象的密度和机理上，还是从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压卷’之作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

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王世贞指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要不得为第一也”。他认为杜甫诗歌虽未尽善尽美，但是堪称第一，故隆重推出了《秋兴八首》中的四首。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对王昌龄《出塞》为压卷之作颇不认同，认为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相较于王昌龄《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所以他认为这三首诗呈鼎足之势，都堪称第一。

胡应麟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他在《诗薮》中指出：“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明代钟惺、谭元春指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古代士人保持人格独立的一种处世哲学。隐逸文化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凡是以自然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和隐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中国古典

园林艺术典型代表的士人园林，就是在隐逸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萌生、发展的，并体现出一种淡泊、自然的隐逸色彩。

隐逸与园林的历史在中国都非常古老，但在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出现之前，两者没有任

何关系。殷周至秦汉时期的园林是以模仿自然山水，体现天人关系的帝王园囿为主流。与皇家园林相比，私家园林兴起比较晚。私家园林在兴起之初，完全是对皇家园林的模仿。早期的私家园林是大臣、富贾相互炫耀财富，争权夺利的产物，与士人的隐居无缘。

魏晋时期，士大夫们由于长期的战乱而厌烦战争，纷纷逃离官场，隐居山林田间。因而，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大行其道，并导致了行动上的玩世不恭。尽管如此，先秦以来坚

随着隐逸思潮的流行，人们寄情山水，同时对自然的审美意识逐渐苏醒，或者也可说二者互为因果，人们的审美意趣由人工美向自然美的转化，使山水自然之美成为人们的自觉的审美对象。随之，以自然为主题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史上萌生了一种新的园林形态一~寄托士人隐逸理想的士人园林。由于它的勃兴，私家园林才从对皇家园林的模仿中独立出来，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影响皇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的突出代表。而士人园林发展的最直接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隐逸文化的影响。

中国隐逸文化对中国园林产生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园林和园内建筑的命名上，士大夫的隐逸之意往往写进了他们精心营构的园林名字中。其次，士人园林内建筑物少而简朴，不尚华丽。在王公贵族大官僚的私家园林中，建筑物动辄“馆宇崇丽”“穷极工巧”，规模与豪华直逼皇家园林。士人园林则不同，建筑物追求与周围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朴素自然。

隐逸文化不但促进了中国园林的发展，而且“隐”的思想也深深地渗入了园林中。在中国园林里，处处可以看到障景、抑景、漏景等隐的手法和体现隐的内涵的各种名称、匾联。园内用建筑、花木、围墙、假山来阻隔视线，同时又用曲廊、曲桥、曲径、漏窗，使人在一个位置上总是只能看见一小部分景致，须经几番琢磨，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这些隐逸情怀的内涵和手法大大丰富提高了中国园林的艺术感染力。

（选自《南方建筑> 2006年第12期，有删改）

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A．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就业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B．各级各类教育长足发展人力资本存量

C．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大政策持续发力

D．互联网技术新岗位、新职业个体就业质量

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他的履历很简单，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一直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对社会的贡献却不简单。作为思想家，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作为国语专家，他是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或推动者，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享用他的专利；作为编辑，他直接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作为父亲，他培养了钱三强这样有中国核工业之父之称的大科学家……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 “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他的子女回忆说: “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待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XX“赏饭”。黎锦熙说: “(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常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 “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 “《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材料一：

公共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一直是许多城市交通系统面临的难题。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今各路商家开始瞄上了用O2O平台改造"自行车"的机会，希望给"自行车"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用户通过手机定位、扫二维码等步骤便利出行，共享单车也正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其符合低碳出行理念，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政府目前对这一新鲜事物也处于善意的观察期。不过，共享单车在政策和法规的监管上仍存在着空白。

（摘编自林俊《共享单车：出行的新宠》，《中国产经新闻报》2011年1月6日）

材料二：

材料三：

共享单车投放各大城市，在给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造成压力。一是数量巨大，给人以见缝插针、无处不在的感觉，使本就拥挤的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减小；二是乱放严重，社区里、人行道，乃至自行车道都有共享单车随意停放；三是竞争激烈，仿佛一夜之间，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被各色各样的共享单车占领了；四是一些儿童骑车上路或在小区骑玩，安全堪忧。

（摘编自《规范单车》，《山西日报》2017年08月08日）

材料四：

4月21日，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开始征求意见，针对的是其中提到的停车管理、账户押金监管、车辆准入和回收机制等问题。

《指导意见》要求，共享单车“企业投放车辆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并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及时退出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对此，摩拜单车回应称“完全赞同”，并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强制要求行业内所有企业立即召回、全部销毁不具备卫星定位功能的共享单车，保障用户骑行安全，尤其保障12岁以下儿童安全。

《指导意见》还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开发电子围栏，利用技术手段加强车辆停放管理”，摩拜单车认为，这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指导作用，有助于推动共享单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技术升级。在押金监管方面，摩拜单车表示，已经实现押金安全监管，将“100%确保全体用户押金安全”。

（摘编自王鹏《摩拜单车回应指导意见》，《新京报》2017年0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