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糟”，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木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材料一

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一般人最早接触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但十分单纯，像一个个色彩醒目的符号。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人类在文学中的主角地位让位于另一个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意象——大机器。大机器以“鹦鹉螺号”潜艇、机器岛和登月大炮的形象出现。 （甲） 像《八十天环游地球》这样没有大机器出现的小说，地球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形象 （乙） 取代了人。同时，凡尔纳所代表的新生的科幻文学，把传统主流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与人的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转换为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灵魂。

主流文学描写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创造世界再描写它。科幻小说中的历史来自于作者想象中的世界。有这样一篇名为《奇点焰火》的科幻小说，描写在一群超级意识那里，用大爆炸方式创造宇宙只是他们的一场焰火晚会，一个焰火就是一次创世大爆炸，进而诞生一个宇宙。当我们的宇宙诞生时，有这样的描写：

“这颗好！这颗好！”当焰火在虚无中炸开时，主体1欢呼起来。

“至少比刚才几颗好，”主体2懒洋洋地说，“暴胀后形成的物理规律分布均匀，从纯能中沉淀出的基本粒子成色也不错。”

焰火熄灭了，灰烬纷纷下落。

“耐心点嘛，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呢！”主体1对又拿起一颗奇点焰火要点燃的主体2说，他把一架望远镜递给主体2，“你看灰里面，冷下来的物质形成许多有趣的微小低熵聚合。”

“嗯，”主体2举着望远镜说，“他们能自我复制。还产生了微小的意识……他们中的一些居然推测出自己来自刚才那颗焰火，有趣……”

短短二百字，却在时空上囊括了我们的宇宙自大爆炸以来150亿年的全部历史，包括生命史和文明史，还展现了我们的宇宙之外的一个超宇宙的图景。又如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描述了人类从诞生直至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全过程。从百万年前原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人类对近地空间和月球的探索，直到宇航员在土星探险的终点跨超时空之门进入宇宙深处，使文明完成从个体到整体的升华。作者笔端轻摇、纵横十亿年时间和百亿光年的空间，使主流文学所描述的世界和历史瞬间变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科幻急剧扩大了文学的描写空间，也使得我们有可能从对整个宇宙的描写中更生动也更深刻地表现地球和人类。

科幻文学能使我们从大海见一滴水。

（取材于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

材料二

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凭借其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中国科幻第一次获得世界级的认可。小说讲述了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三体问题本来是个古老的物理学问题，牛顿当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论物体的运动”中就提到过。刘慈欣充分发挥了他科学上的特长，赋予这个想象中的三体世界以可信的物理特性和演化规律。作品讲述了这个遥远文明二百次毁灭与重生的传奇，并进一步让三体世界、地球、甚至更高级的文明，发生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碰撞。小说在最不可思议的生存景象中蕴含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性。这部作品既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反省，也是一种超越。

德米特里·比伦琴在《幻想作品的现实主义》中认为科幻作品的题材可以表述为：“面对着未来的人及人类，面对着不可思议的、幻想中的、但却可能是隐藏在进步的地平线后或自然界中的未来的人及人类。”文学的关注对象是人，科幻文学关注的是“面对着未来”的人，这是科幻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最根本的区别。他认为工业革命使得第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集中在技术发展前景上。但是时代在转变，未来世界中人将是什么样子？未来将给人带来什么？在遥远的未来将发生什么和人有关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未来很快就要到来。在幻想越来越迅速变成现实的当今，如果不想象未来，连现实本身也将不可理解。科幻作品的“科学——技术”这条线，最终会在它的创作中与一般文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哲学”这条线汇合。

（取材于网络《关于我国科幻文学调查研究课题的报告》）

材料三

罗伯特·索耶，这位加拿大“科幻教父”，曾包揽雨果奖、星云奖和坎贝尔奖三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奖项。他出版了22部长篇科幻小说，包括“恐龙三部曲”、《金羊毛》、《计算机中的上帝》。与此同时，这位科幻大师还是政府机构、科研部门甚至跨国公司的座上宾。他常年担任“探索”频道加拿大版的评论员，为《科学》和《自然》杂志撰写专栏，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顾问，甚至在谷歌、摩托罗拉等公司担任咨询顾问。

听起来，这些工作都和科幻创作不沾边。有一次，他为加拿大政府做法律方面的顾问，“未来医学可以通过DNA的读取来预测人们可能患上某些疾病，这涉及个人隐私。假如这个隐私触及到有基因疾病的人的丈夫、孩子们的知情权时，哪一方是需要保护的呢？这就是他们邀请我们帮忙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索耶看来，“科幻是现实的镜子”，科幻作家不应只是空想，而应该担负起批判现实的责任。

事实上，这也是科幻界的传统。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这部关于生物科学的小说，第一次提及生物伦理学。如今，生物伦理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用索耶的话来说，“这个学科就是由科幻小说创造的”。见证科幻作家的远见卓识最终变为现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包括凡尔纳描写的月球之旅、潜水艇；英国作家威尔斯描写的立体空战、坦克等。1944年，美国科幻作家卡特•米尔在《生死界线》里逼真地描述了原子弹的技术细节，发表后招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他们以为当时秘密进行多年、连副总统都蒙在鼓里的“曼哈顿工程”泄密。阿瑟•克拉克1945年就详细描述了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网络，今天卫星所在的轨道因此被称为“克拉克轨道”。还有阿西莫夫经常提及的人形机器人在今天的实验室中越来越常见。

在索耶看来，科幻小说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让公众不被社会阴暗面俘虏，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科幻小说培养公众长远的眼光，让人们学会思考未来。科幻不仅预测未来，亦可预防未来。科幻小说不仅关乎科学技术，也关乎理性和价值观。核武器、环境危机等诸多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许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也渲染末日降临的场景，其中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在我们周围悄然发生……但是，尽管人类在前进过程中有曲折和失误，我们还是希望未来会像威廉·福克纳所说的：“人类不仅会生存下去，而且终将获得胜利。”

（取材于张渺、张莹《政治家都该读科幻小说》）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不仅令人神往，更给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至有“如果宋朝文明的发展不被（女真族和蒙古族的入侵）打断，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甚至“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科技”这样的假设出现。遗憾的是，这种假设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在历史上实际没有发生，还因为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发生——至少在科技方面是如此。事实上，早在“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的悲剧性事件前半个多世纪，宋人的科技创造力已经在明显下降了。事实说明，相比于来自外部的干扰，宋代科技，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在辉煌过后的迅速衰落，更可能是在某种内在趋势的作用下发生的。特别是考虑到北宋灭亡的突然性——事实上直到“靖康之变”前夜，当时的北宋王朝还被时人视作完美的“太平盛世”，甚至是北宋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这种衰落同样无法用大的历史政治背景或所谓“王朝兴衰周期率”来解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植根于每个宋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中的无法逆转的原因。

 (摘自苏湛、刘晓力《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到了19世纪之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却越拉越大。这样的局面与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大体上继承了明朝的统治衣钵，继续以科举取士制度笼络知识分子，崇尚宋明理学且鄙薄科学技术，并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清朝对东南地区的残酷镇压，严重摧残了当地的社会经济。重农抑商与海禁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萎缩，失去了世界市场，也使手工业缺少发展的资金与动力。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摘自搜狐网）

材料四：

让我举几个年份把中西历史配一配：明朝的永历帝被杀后五年，牛顿发现了地心摄力（1666）。再隔一百零四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70）。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全书馆后十年，美国独立成功（1783）。过了二十四年，美国赫德逊河内第一艘汽船下水（1807）。七年后斯蒂芬生的火车试验成功（1814）。又十四年美国第一条铁路筑成（1828）。我们的国运从那时起走上噩运了。过了十二年鸦片战争开始，而美国却正在庆祝电报成功（1840），是第二次欧战开始前一百年。又二十年林肯当选总统，而我们却正遭英法联军的攻击，天津北京失守（1860）。林肯被刺前一年洪秀全自杀（1864）。可是五年后，美国第一条横断新大陆的铁路却筑成了（1869）。下一年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他的美孚油公司，钢铁大王卡内歧的炼钢厂也在这年开始出货。太平天国失败后，西太后垂帘听政（1875）的翌年，美国的电话发明成功。美国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却给日本打了一个败仗。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1897），美国的工商业已经成年了，号称十亿金元的摩尔根钢铁公司准备出世（1901）。这几年中，我们是闹变法，闹立宪，杀了不少人，最后法未变，宪未立，发生了义和团。

（摘自《费孝通游记：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