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签”障目不见经典

党云峰

①很多文学经典最近被贴上“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幕虚荣的白富美”……经过岁月淘洗的经典怎么就变成“毁三观”的作品了呢？

②标签可能彰显特质，更可能是偏见障目。它会使人无视作品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揭露了造成悲剧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有学者指出：“福楼拜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③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展现其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中关于人性的剖析，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纪德的《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④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的过硬理由。文学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在心境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理性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贴标签。只顾贴标签，却不顾人性、生活的复杂是有失偏颇的。

⑤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夺国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有删改）

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做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戏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关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美，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潮，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 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了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豆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当代人应当谨慎地使自己的前进步伐不发生偏差，而不是轻蔑前人积累下来的庞大的精神遗产。文化是既向后看也向前看，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性包含着历史性，这蕴涵了双重意义；它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它既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一个民族不能与历史、与传统割裂开来，我们需要进行好传统和现代的对接，这是时间给予我们的机会，也是历史要求我们担起的责任。

（节选自《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是在谈什么》）

秦孝公的历史难题“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是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治道运行，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厉行法治以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图强所带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秦一扫寰宇，统一六国的基础，但令人不解的是因法而兴的大秦帝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对此，历代史家大多都将“以法为本”看作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秦法条目繁多，法网严密，繁如秋荼，密如凝脂，严刑峻法将百姓的尊严和自由剥夺殆尽，恶法视民为草芥，可畏却不可信。缺乏道德滋养的秦法让官与民都感到窒息和绝望，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又将法的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失期，法皆斩”点燃了大泽乡起义的烽火，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最终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面前土崩瓦解。

秦法残暴而至覆亡让之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以法为本”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虽也都注重修法订律，但更加强调德的作用，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法律的价值导向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法律的态度从用法总揽一切，变成倾向于“无争无诉”，老百姓不渴求用法律来伸张正义，总把实现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人而非制度上，一部部体系完备的法典远远比不上人们对“明镜高悬”的渴望，世人对法律的崇拜远远低于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法治的信仰变得虛无不切实际，知法、懂法逐渐变成了官的专利，而老百姓只有单纯守法的余地。没有被全民所信仰的法律至多是条条干瘪的规矩而非治国安邦的重器。一旦律法废弛，人亡政息，总免不了江山易主，黎民涂炭。

历史证明，破解“秦孝公难题”答案在于我们能否丰富法治的内涵，能否用道德的养分让人与法、法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包容的互动，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法律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须臾不可分离的工具。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可以发现，单纯的知法、懂法、守法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真正成为全民的信仰和追求，这才是破解秦孝公难题的应有之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说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是我国揭开法律神秘面纱、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开端，那么由“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反思则让我们认识到良法之治和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只有全社会都能做到对良好法律秩序有足够的敬畏，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能让“秦孝公难题”得到彻底破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