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铁为何没有WiFi这个问题在这几年被热议过多次，但如今，高铁WiFi或许迎来了破局的好机会。

此前有高铁内部人士称，4G信号转WiFi后速率不稳定，而当时国外最先进的做法是发射卫星WiFi，并表示复兴号应该是通过4G与卫星WiFi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尽管如此，复兴号WiFi依然不完美。此前，不少普快列车已经提供免费WiFi上网，一般会采用LTE或者4G技术，为列车提供WiFi信号，而且运营得还不错。但高铁的难题在于它的速度过快，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这样给基站切换，通信延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高铁内车载设备在接收信号时会频繁地切换不同的网络，涉及不同的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的信号频段不一样，信号穿透力与基站覆盖率、核心网资源不一样，不同的基站发出来的信号质量不一样，在高速下网络频繁切换极易导致信号衰减，而且丢失率高、延迟大。

而5G技术则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介绍，国铁吉讯与华为、中兴等5G设备商开展密切合作，联合开发车载5G设备，并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测试工作。在高铁WiFi系统与5G技术的融合方案中，利用了边缘计算、网络切片、虚拟化等关键技术解决高铁对5G信号的屏蔽问题。中国移动数年来沿着铁道线建设了一个相对庞大的5G基站和塔台群，已经可以随时轻松地传输大量数据。目前高铁车顶天线支持2.6、3.5和4.9GHz频段，已满足5G网络接入需求。

5G高铁站项目用的是CPE（5G用户接入网关），当前的CPE客户终端技术已经可将5G信号转为WiFi信号，而5G技术与WiFi的融合，更有利于两种信号的互相转化。5G背后的技术包括波束成形与毫米波技术，这是为司机和乘客提供可靠的WiFi等服务的关健能力。波束成形可以使信号的能量集中在接收端所在方向，可以有效改善频谱利用效率， 这将改善高速情况下的信号接收能力。使用5G的毫米波技术，让网络速度比4G时代大幅提升。此外，毫米技术破除了WiFi调制解调器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输所需的功率、也避免了WiFi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相互妨碍所带来的问题。

5G网络因为使用全新的技术、基站和网络架构，具有低时延，高可靠性特征，或许能够让4G存在的掉线与延迟问题得以解决，4G技术下的高铁WiFi迟迟不能破局，是源于高铁部署的4G网络覆盖在高速行驶下的信号接收体验与能力难以让人满意，高速出行卡顿、长时间缓冲等情况在所难免，信号状况颇为鸡肋。但5G的难题同样存在，此如说与4G通信设备相比，5G通信设备的耗电量大约是4G设备的8到10倍以上。这需要对铁路既有箱变和电力电缆进行改造，成本与实现难度颇大，它是制约运营商实现高铁5G覆盖的关健难题之一。当然，这需要看如何实现5G与WFi的融合互补了。

由于5G频段较高、单基站覆盖范围较小，对大型楼宇、高铁、矿山等相对封闭场景，5G基站很难进行无缝覆盖，但WiFi将会是5G的最好补充，两者的融合开启了一个更好的时代。

（有删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拔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的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发起讨论，让学生能大胆的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摘自《殷鸿福院士：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日）

材料二：

图1 高中类型与期望大学类型的学生HCT成绩比较

注：HCT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测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最低分30分最高分50分。括号中数字分别为来自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选择相应期望高校类型的学生人数。

（摘自凌光明 刘欧《中国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材料三：

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审慎地判断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是集知识、价值和思维方法于一体的综合能力与品格。其要素包括理性，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科学知识和逻辑规划为基础，同时还要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立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

就新课程需要革除的对象来看，应试的教育及其学校办学的危害不是表面上的师生压力大、任务繁重、学习乐趣的失去，而是大量的无思维含量和思维品质的机械性知识学习排挤了思维在场的高质量学习。学习的含义上要素“情境（现实的需要）、实践（方法）、思维发展与提升（品质）”构成了新课标突出强调的“让学习真正发生”，缺一不可，这也正成为新课标背景下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以及伴随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和高考改革的核心。

（摘自周晓阳《批判性思维是学习品质的保障》，《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四：

现阶段，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总结了改革难的原因，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脱离实际；旧的文化和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确的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摘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中国教师报》201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