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 19 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但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想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所谓呼应，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现，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本身也自能发光，《红楼梦》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摘编自龚鹏程《文学散步》）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就在上一个千年之交的北宋，中国社会的经济交易中已经大量使用纸张印刷的货币——“交子”。交子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基本上只在四川境内流通，因为可以随时兑付，迅速得到社会承认。后来，虽然这些“钱商”破产了，但是“钱”的便利却没有破产，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却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

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货币的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还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后来只是因为纸币信用太差，禁止铜金银实际上行不通，朝廷才被迫解除禁令。不可兑换的纸币，其信用受发行量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宝钞滥发，急剧贬值，自宋朝开始的这种前现代形式的纸币流通，在明代就逐渐退出经济活动。

曾经在忽必烈宫廷供职的马可·波罗这样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奇事”：“大汗国商人所至之处，用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一个“竟”字，让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对于当时外国的上智人士仍然是未曾想象过的事情。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如何运转，虽然现在是电子货币登场，纸币的社会角色仍然不容忽视。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最近一千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围绕着那张又轻又薄的“纸”展开的。

人们对“钱”的追求，开通了全球交往。以西方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西班牙发现美洲和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后来则有“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把“米”字旗插到世界各地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是追逐着“钱”而走遍世界。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国家是货品的净输入国。中国和中东国家都很少从欧洲进口商品，这样，欧洲国家就需要支付金、银等“硬通货”。中东国家要求黄金，这促使欧洲人从非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黄金，用于中东贸易；中国要求白银，这促使欧洲人到美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银子，与此相应的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人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所以货币都可以折合成“银两”，一直到民国初年。 

（摘编自王则柯《钱》）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 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揽纳，也称包揽， 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 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 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賦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 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 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 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 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 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 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系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粮到京，内外管收人5揹索使用， 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棍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 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成、宦官等权势人物 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 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 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 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 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