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从此，“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这就是国粹学。当时社会上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

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国学的弘扬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选自《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有删节）

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步伐太慢，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保护对象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事物，而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立法需要保护的对象应该是以河流生物为中心的环境事物。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中，只是简单地套用了环境保护对象范围，因此造成了受保护对象的偏差，也导致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法司法的功能性偏差。

我国河流生态环境在某些地方进一步恶化的原因还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行政管理的手段过于单一，过分依赖于经济处罚，使一些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缺乏长远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管理。我国水资源分布范围极广，一条河流往往会流经多个行政区域——县、市、省甚至跨国，上游地区工业或生活污水排放，使下游区域工农业生产遭受损失，造成上下游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治污责任主体缺位是我国跨界水污染治理和管理的难点。

另外，一些沿河流域居民认识不清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内在经济动因，为了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乱采河道内的沙石，大肆捕获水生珍稀动植物，过度地从河流中提水灌溉，加之沿岸企业乱排废气废水，加剧了河流生态环境的恶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的老百姓历来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思想。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人们从江河中去求生存，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要生存手段，但由于缺乏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部分居民在渔业生产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河流生态环境。

（摘编自《论我国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缺陷和应对措施》，《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材料二：

河流的生态整治是一项较为复杂且系统的工程。除了应当遵循保护河流生态环境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大污水处理力度，降低对河流水体的污染外，更应当应用河道生态治理技术，构建生态功能显著的滨水环境，使河道在城镇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在对河道断面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将河流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以实现工程效益和生态效益为目标，完善河道断面多样化设计。比如矩形断面设计，这种断面形式具体是指，在常规水位以下采用干砌石砌筑成矩形，在超出常规水位的部分采用碎石堆砌成斜坡，它的主要作用是能够对堤防进行保护，并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若是河岸本身的绿化带较为充裕，边坡比则应当控制在1:4以内，对于水流速度较快的河段，可增设重力式挡土墙，借此来减少水流的冲刷。

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生态材料和技术，在河道整治工程中获得了广泛应用。比如生物浮床，由于城镇的河道断面相对较小，在水域景观设计中，可在局部搭配相应的水生植物，借助植物根系的吸收和吸附作用，对水体当中污染水环境的N、P等元素进行吸收，再以收割植物的方式，将N、P等元素从水体当中带出。还如土工网垫种植基，这是一种以高分子聚合物作为主要材料制作网垫，并辅以土壤、肥料及种子的生态化技术措施，经过相应的培育之后，种子会成长为草垫，其发达的根系能够将网垫、草及土壤有机结合到一起，有助于土壤的保护，从而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

在滨水景观当中，亲水设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具体设置的过程中，除了要结合地方特色之外，还要满足人们休闲、观赏的需要。如可在河道上建设亲水台阶、水榭长廊、喷泉、休闲公园等设施。

（摘编自《中小河道生态整治的必要性及意义》，《防护工程》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