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苍凉的海岸

迟子建

第一眼看到那片浩大的墓地的时候，我以为看到了正在安闲地吃着青草的一群羊。那些伫立在草地上的白色十字架，连绵在一起，远远一望，像极了雪白的羊群。我悄悄在入口处的草地上摘了一簇碎碎的小黄花，拈着它走向墓地。墓地太大了，它被划分了十几个区，白色的墓碑数不胜数，墓碑前几乎是没有鲜花的，不像我沿途经过的那些乡村小教堂旁的墓地，总有鲜花点缀着。我真不知该把花放在哪一座墓碑前。天气晴朗极了，阳光飞舞着，环绕着墓地的翠绿的松柏将它的影子投到草地上，就像为墓葬镶了一道花边。那里的游人零星可数，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一片呢喃的鸟语和草地下的大海的平静的呼吸声，我缓缓地独自穿行在墓地间，看着十字架上的碑文，然后将那簇黄花献给了一个年龄只有十五岁的战士，十五岁——花季的年龄啊！

有谁还会记忆着这些客死他乡的战士呢！他们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隔着苍茫的大海，诉说着他们永远的乡愁！他们的死亡，在历史教科书中，是伟大的辉煌的死亡。可是再崇高的定义，也不如生命本身的存在更富诗意，他们在最该对着青山碧海抒发素情的年龄闭上了眼睛，在最该亲吻恋人的年龄闭上了嘴巴，所以我相信，他们年轻的心，一直没有死亡，大海上那些漂浮的云，可是他们流浪着的灵魂？他们该诅咒谁？诅咒制造了那场人间地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或者诅咒让他们成就英名的艾森豪威尔？

在二战的将帅中，我最尊崇的人就是艾森豪威尔。凭着自己咄咄逼人的“战绩”，他成为一名五星上将，并且做了两届的美国总统。他的战绩之一，就是我面前的这片庞大的墓地，这样的战绩是多么的让人撕心裂肺啊！走在这样的墓地中，艾森豪威尔的光环在我心中黯淡了一圈，虽然我知道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当我们折取橄榄枝的时候，其实对它已经构成了一种摧残！

诺曼底登陆距今已有六十年了。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在六月六日的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将莅临诺曼底，祭奠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士兵。所以，诺曼底一带的公路正在为迎接这两国的领导人而加紧重修着。诺曼底一带旅馆的房价，也因此而提前几个月就开始了暴涨。当布什与布莱尔沿着平坦的道路畅通无阻地抵达这片墓地时，我相信这些越来越被世人所遗忘的战士的墓碑前会有鲜花覆盖着，庄严的祭奠的礼炮也会隆隆地响起。只是谁知他们带着怎样的情怀来到这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举动，将会使他们的政治天平中，又增加一个砝码！

诺曼底的那片海域很美，可在我的眼里，它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苍凉的海岸！那飞起飞落的鸟，那飘荡而去的云，那在微风中摇曳着的松柏，那一望无际的墓碑，都在轻声诉说着一段已被我们逐渐遗忘的历史，如果我们在阳光下看到了阴影，请不要惊诧，因为阴影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

我想起了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就任美国第34任总统时发表的演说，他说：“在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中，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我们是否正在接近光明，接近所有人类都应享有自由和平的一天？还是另一个黑暗的暗幕正在向我们逼近？”也许在他任职的四年中，他深深体会到了这样的黑暗仍然存在，所以他在1957年连任时又强调：“愿自由之光，普照一切黑暗的角落，燃起明亮的火焰，直到最终黑暗消失为止！”

黑暗消失了吗？

愿这样的墓葬能像火炬一样，照亮人间还残存的黑暗；让人类的光明，能像诺曼底的海水一样，汪洋澎湃，势不可挡！

（有删改）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相关链接：

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摘编自饶宗颐语录）

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

先有花朵还是先有蜜蜂？

曾经让我们疑惑多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科学命题，最近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英国科学家证明：必须先有鸡，然后才有蛋。因为蛋的形成需要一种只在鸡的卵巢内才存在的特殊蛋白质，只有这种蛋白质存在，才能形成蛋壳。这种被命名为OC-17的蛋白质，具有催化剂的功能，能够加速蛋壳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鸡和蛋的先后争论有些抽象空泛的话，那么有关花朵和蜜蜂的考证，就显得既具象又具体了，因为有触手可及的化石为证。

在美国地质学家史蒂芬·哈乔维斯发现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化石森林中的一组蜂巢之前，主流科学界均认为地球先有开花植物，后有蜜蜂，两者的间隔有上亿年。仔细想想，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蜜蜂，包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块琥珀中，距今已有8000万年。而被子植物，也就是绿色开花植物，在地球的遗迹被测定为距今1.2亿年至1.1亿年前。换句话说，被子植物已然枝繁叶茂，欣欣向荣了三四千万年后，小蜜蜂们才姗姗来迟，虽然它们一见倾心，并在日后建立了绝妙完美的互惠关系。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经碳十四测定距今有2.2亿年，这将蜜蜂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4亿年。也就是说，在被子植物远未破土之前，蜂类昆虫就已经学会了建筑自己的家园，并安居乐业了。它们取食和授粉的对象是结球果的木质植物，即裸子植物，其中包括蕨类植物、苏铁和针叶树等。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处于树干的浅层空洞中，树干的节空就是蜜蜂进出的通道，每个巢中藏有15至30个巢室，犹如一个小瓶子，每个巢室都有一个细小的孔，通到较宽敞的小室中。

经比对，它与现在蜂巢的形状和大小都非常接近，但是在化石蜂巢的所有巢室中，均未发现花粉的痕迹，因为那时开花植物尚未出现。生物考古界公认最早的花朵，是一块拇指大小的植物化石，这株植物生活在1.2亿年前。经耶鲁大学的植物学家鉴定，它是一株香草植物，只有一英寸高，很像胡椒，在它之后，才有被子植物进化出烂漫花朵，以花蜜吸引昆虫、飞鸟和蝙蝠，把花粉从一棵植物传播到另一棵植物的花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