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编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片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召集的，等等。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不该有明显硬伤。

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平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已变得不再重要。其实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现代人多关“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是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

虽然人人可能重新阐释与演绎名著，但学问与情怀的高低，却能因此立判高下。因为名著不仅携带和见证了我们关于文明的公共记忆，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往往是普通作品无法比拟的。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局面非常动荡。朱光潜同情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与革命活动，他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子。1924年6月朱光潜发表了《私人创校计划》，指责官办教育腐败，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等改革教育的主张。1925年春天，朱光潜与友人一道创办了上海立达中学，后来又成立立达学会。他们希望从改革教育入手，通过独立自由的新型教育，培养一批有舍己为群精神、具备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与方法的理想人物，进而改造国民，改造政府，改造中国。他们接着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名为《一般》的杂志。书店用“开明”二字，是因为他们志在开展启蒙运动；“一般”则是面向中学生，寄希望于对青年一代作启蒙主义的教育。朱光潜此后的许多著述都是在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的。从1926年到1928年，他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十二封信，既告诉青年在当时不完美的世界中应如何做人做学问，又告诉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不良习俗的诱惑与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这对当时的青年，有如一阵阵警钟，又有如一帖帖清凉散。后来，人们称朱光潜为“开明人”。

1925年夏，朱光潜接到了安徽官费留英的录取通知。从1925年到1933年，朱光潜在英、法、德留学八年之久。虽是官费留学生，但官费经常发不到手，经济拮据，于是朱光潜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况且，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反倒能促进更细致的思考。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文艺心理学》《谈美》也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1933年，朱光潜从马赛乘船返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给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的课，反响非常热烈，于是朱自清邀请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据当时在清华听过朱先生课的学生季羡林说：“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季羡林还说，朱光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1963年，朱光潜完成了高教部全国高等文科教材会议委托他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这部50万字的扛鼎之作是他后半生的心血结晶，他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并非过誉之词！朱光潜为写这部书，几乎把西方美学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都逐章逐节地翻译了过来。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很难找到一本在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尽方面胜得过这本“美学史”的书。

如今，朱光潜走了，但把美留给了人间……

（摘编自宛小平《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